中國的“新基建”戰略從某種程度上，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是向數字經濟的全面轉。那么對于工業企業來講，“新基建”是否意味著要對現有的工業體系和秩序進行調整?工業企業要如何轉型，才能真正搭上“新基建”這班駛向數字經濟彼岸的列車?

西門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兼數字化工業集團CEO 何睿祺

　　“未來，數字化和自動化二者的結合將成為工業轉型的關鍵。”何睿祺，西門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兼數字化工業集團CEO，作為一個在整個工業領域具有指標性企業的掌舵人，何睿祺幾周前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后疫情時代，工業世界正在重塑》。

　　在這篇文章中，何睿祺問了三個問題：第一：離散行業和過程行業如何能支持抗疫?第二：關鍵行業如何在危機下保持業務持續運營?第三：工業企業能如何迅速恢復生產并取得長遠成功?他對三個問題給出了同樣的答案：自動化和數字化。

　　“當你要設計生產一臺洗衣機時，數字化和自動化的結合將帶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感受。”接受筆者采訪時，何睿祺舉例說：“你可以用很多軟件來設計一臺洗衣機，例如外觀、模擬功能……軟件可以做到這一切。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用這些數據來優化生產流程?唯一的辦法是，讓真實世界根據軟件中的信息和數據做出反應。因此關鍵的要素是：你需要有一臺真實的自動化設備，同時在虛擬世界中也有同一個自動化設備，這樣就可以在虛擬的世界中，實時使用自動化的功能對這個設備進行模擬和測試，然后通過數字技術驅動設備在現實世界中作出對應的反應。我們稱之為數字化雙胞胎。”

　　何睿祺提到的數字化雙胞胎(Digital Twin)是西門子將自動化和數字化深度融合的一個理論模式，同時也是將西門子傳統的自動化設備、軟件產品套件與新興IT技術、工業云等產品進行融合，所形成的一整套可實踐的解決方案：在虛擬和現實之間，建立起一種以數據為介質的彼此關聯，互相驅動。

　　“數字化無疑為企業帶來了更大的靈活性和生產力的提升，通過以端到端的方式把生產過程連接起來，因此無論產品做怎樣的改變，都會自動地反饋到自動化系統中，并作出相應的改變。過去，我們需要一名工程師，根據新的要求對自動化系統進行參數修改，現在一切都自動完成：西門子成都工廠的產線，每天大約需要進行300多次切換，但是你是看不到的，因為都在數字化的世界中自動完成了。”

　　很顯然，何睿祺既認可數字化對于工業企業的價值，但并沒有片面強調數字化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在他看來，數字化的價值在于，其能夠在現有工業體系的自動化基礎上，改變以往設備與設備之間、虛擬和現實世界之間的剛性聯系，以松耦合的方式，建立一種更具靈活性和韌性的深度關聯，從而為工業企業本身和行業帶來更多的彈性空間，進而修復以往工業體系架構的某種不足。

　　“使企業可以根據新產品及時調整生產，這樣的靈活性可以幫助客戶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何睿祺說。

　　在署名文章中，何睿祺還談到奧地利的一家食品生產企業Spitz，以證明如果企業實現了整個價值鏈的全面自動化和數字化，就不僅能夠制造出特定數量的特定產品，還要能同時處理多種產品系列不同規模的批次生產。“Spitz可以實現一家工廠在30條不同產線上小批量生產礦泉水、三明治等不同產品，產量超過100萬。操作人員只需按下按鈕，就可以在指定生產線上切換生產產品種類。所選產品原材料和包裝也會自動調配到位。訂單數據直接與進行中的生產流程對接，生產和資源消耗數據則會自動發送至工廠更高級別的數據系統。”何睿祺最后在文章中說：“如果沒有先進自動化和數字化技術作為支撐，如此高度的靈活性根本無從談起。”

　　事實上，對于工業企業來講，向數字化靠攏是大勢所趨。但是在具體操作環節，依然存在兩個很直接的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在傳統的理解當中，工業企業和工業秩序架構要實現某種改變和優化——例如以往的信息化時代——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驟和次序，這一方面是基于對工業企業是否具有應用新興技術的能力等方面的考慮，保障新興技術在企業當中能夠真正發揮價值;更多地，實際是為了建立一個安全升級的模式和方法論，保護既有企業既有投資業務模式的同時，也保證行業和整體的工業架構，都具有一循序漸進的成長性。那么，在自動化和數字化之間，是否也存在一定的順序或者優先級?

　　“無論是數字化還是自動化，對于企業來講，從哪一端開始都可以：你可以從工廠層面的自動化開始，也可以從研發部門使用設計軟件開始。”何睿祺認為對于企業來講，在自動化和數字化之間不需要考慮次序問題，而是要在此前，在企業中構建一個“通用的數據支柱平臺”，一方面在企業當中形成對產品數據和業務流程數據的收集、管理和應用的習慣和制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未來，能夠保證自動化和數字化系統中有足夠的有效數據。“可以是產品生命周期管理軟件，如Teamcenter。”

　　除了通用數據支柱平臺，何睿祺格外強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要基于公司清晰的戰略來進行”。他認為，如果公司沒有明確的方向和戰略來支持數字化轉型，包括投資、對員工的技能培訓，那么對于企業來講，是不充分的。“你必須要進行投資、培訓，還要有一個強力的合作伙伴。”何睿祺指的是工業企業需要一個能夠從前期評估、咨詢、規劃、實施，直到最后提供運維等全過程服務的合作伙伴。

　　另一個操作環節的問題是：工業企業實踐數字化戰略，做數字化轉型，與以往選擇自動化硬件設備，或者采購實施工業軟件之間最大的不同，是數字化轉型更強調關注企業自身的業務邏輯和業務特征，企業自身的特色需求被更多滿足，因此很難有一種制式的產品或者解決方案，可以適用于所有行業、各種規模的用戶。那么從行業進步的角度看，各種類型的企業該如何找到真正合適自己的那個“數字化”解決方案呢?

　　“我建議企業能夠使用我們西門子的業務組合，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和實施他們的行業知識。”何睿祺所強調的，實際上是從數字化技術向數字化產品傳遞的業態模型：在行業推廣和應用數字化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如西門子這樣的領導型企業，其最大的價值是不斷整合自身硬件、軟件、工業云等各種技術和解決方案，并不斷吸收包括AI等在內的各種新興技術，最終形成一種類似技術和能力的“平臺擁有者”。在此平臺之上，會產生出各種針對不同行業、不同業務模式，甚至不同應用場景的數字化解決方案提供者，為終端工業企業用戶提供產品。最終，在由“解決方案提供者”與“平臺技術擁有者”共同形成的一個生態環境中，不僅技術邊緣可以不斷拓展，而且垂直行業用戶也能得到更貼身的產品。

　　“西門子一直堅持提供開放的組件和產品，我們的用戶可以將自己的行業專長集成其中，不僅可以實現自身的數字化轉型，而且可以為他們的客戶和具有相同需求的企業，提供基于軟件的解決方案，形成一種全新的業務和商業模式。”事實上，何睿祺所說的這種模式，已經在西門子的MindSphere和Mendix平臺上進行實踐，并開始規模化推進。

　　寫在最后

　　工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本質是改變現有的工業企業的發展模式，優化工業體系的秩序和邏輯。從這一點看，數字化是趨勢，而自動化與數字化融合，則是最佳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