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到2050年間，將有70萬億元左右的基礎設施投資被直接或間接地撬動。
在明確的碳中和目標之下，風電發展迎來了強確定性。
據新華社消息，2020年12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通過視頻發表題為《繼往開來，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的重要講話，宣布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一系列新舉措。
在2020年9月宣布“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計劃的基礎之上，習近平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而在不久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清晰描繪了中國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路線圖”。在近期的中央經濟會議上，“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被列為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之一。
“碳中和目標是中國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付出的行動，彰顯了大國的責任和擔當，對全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他認為，在未來40年要實現碳中和目標，對于中國來說挑戰與機遇并存。在逐步完成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新能源行業、儲能行業、CCUS等零碳和負碳技術排放行業將迎來比較快速發展，中國高質量發展進程將加速推進。
政策面大力扶持
從中國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現狀來看，在資源稟賦的約束下，中國的能源結構仍然以化石能源為主。2019年，中國煤炭消費占比57.5%，石油消費占比18.9%，天然氣消費占比8.1%，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占比接近85%。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以及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導致中國二氧化碳排放較高。
目前中國由化石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接近100億噸。而從分品種化石能源碳排放來看，煤炭消耗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超過75億噸，占化石能源碳排放總量超過75%;其次為石油和天然氣消耗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其占比大致為14%和7%。
從不同行業的碳排放來看，作為一個高度工業化國家，中國的碳排放主要集中于發電和工業端。此外，交通部門的碳排放也占有較大的份額，而農業、居民、商業和公共服務等行業的碳排放相對較低。
具體來看，對于發電行業而言，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電力部門在國民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目前中國的電源結構仍然以煤電為主，截至2019年底，燃煤發電裝機容量占發電裝機總容量的51.8%，2019年燃煤發電量則占發電總量的62.2%。根據IEA(國際能源署)的最新數據，中國電力和熱力生產部門貢獻了超過50%的化石能源碳排放。
也是因此，發電和工業端以及交通部門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未來政策面改革的重點方向，也將放在這些部門中。
不久前，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要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要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新能源。
“根據本次會議精神，可以判斷碳達峰、碳中和不僅是中長期的發展目標，也會在2021年得到具體體現，預計部分省份將積極爭取率先達峰，地方政府發展新能源的積極性明顯提升。”一位能源行業分析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全國范圍內更多的大型風電、光伏項目有望在2021年出臺，風電、光伏短期的政策確定性強化。”
在國務院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中，全面介紹了中國貫徹“一個革命，四個合作”的能源安全戰略、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發生的重大變革。
而在第四章中，強調要優先發展非化石能源，對幾種非化石能源的措辭不同，體現出了未來發展中各種能源承擔的任務。對光伏強調“利用”，先“全面推動太陽能多方式、多元化利用”，然后“統籌消納”。對風電強調“開發”，先做好消納銜接的前提之下再推進風電開發。
對于新能源消納方面，面對未來“十四五”期間高比例可再生發電電源的接入，提出要首先加快構建適應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新型電力系統。強調柔性直流輸電，局域智能電網和微電網、特高壓等跨省跨區域的電力通道建設。
同時，增強調峰能力，推動儲能與新能源發電、電力系統協調化運行，開展電化學儲能等調峰試點。
巨大投資市場啟動
傳統上，中國經濟的發展由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外貿所驅動，而在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過程中，中國提出的“2060碳中和”目標也與優化經濟結構完美契合。
標普全球評級在2020年12月14日表示，如果消費在GDP中的占比能夠達到接近發達經濟體的水平，那么未來20年中國的碳排放可望減少三成以上。標普全球評級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Shaun Roache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實現碳中和并不容易。中國需要實現經濟轉型，包括生產內容和生產方式的轉型。”
“假設中國居民消費占總支出的比重從目前不足40%上升至2040年的55%，而投資則以同樣的幅度下降，隨著居民收入增長、消費對經濟的重要性增加，服務需求相對商品需求也會上升。”Shaun Roache表示。
優化經濟結構，也有利于減少高耗能活動、增加低耗能活動，實現能源轉型。比如說，如果資本和勞動力從鋼鐵、水泥和資本品的生產，轉移到教育、醫療和休閑服務等的提供，那么單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標普全球普氏則認為，優化經濟結構，可使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在2040年以前下降三分之一左右。根據其模型，如果中國追求“2度”的目標，那么排放下降幅度可以進一步擴大。
實際上，中國提出的目標不僅可以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更是可以作為對發達國家實現目標的鞭策。同時，相比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70年的時間，中國的時間只有30年，意味著其難度和力度將是空前的，同時也會帶來諸多領域的機遇。
中國零碳能源轉型將在七個領域催生巨大的投資市場，包括再生資源利用、能效、終端消費電氣化、零碳發電技術、儲能、氫能和數字化。
“到2050年，這七大領域當年的市場規模將達到近15萬億元，并為中國實現零碳排放貢獻累計減排量的80%。”落基山研究所董事陳濟說，“與此同時，在2020年到2050年間，將有70萬億元左右的基礎設施投資被直接或間接地撬動。”
他認為，歷史經驗表明，當新的顛覆性技術的市場份額到達3%左右時，資本將開始從傳統企業抽離。化石能源行業面臨日益增長的資產擱淺風險，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正重新評估投資組合和優先順序，加速撤離化石能源相關領域。
上述七大領域中，包含近20項技術創新，目前正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共同形成了廣闊的投資空間。
他表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設計循序漸進、環環相扣的政策行動，通過科研支持和示范項目鼓勵、產業政策引導、行業標準建立等措施指引產業整體的發展。市場力量在產業發展的中后期是主要推動力，需要長期協同部署生產效率提升、產品優化、應用場景拓展和輔助服務設施。
同時，投資領域之間具有很強的協同性。零碳電力、綠氫和儲能是需求側零碳化的“基礎”，三者相互成就;工業、交通和建筑部門的零碳投資領域是重要“支點”，這些需求側的技術創新將改變能源利用方式，推動新的產業鏈形成，產生新的利潤池;數字化技術是整個零碳生態發展的“加速器”，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優化能源供給、運營、消費等方方面面。
風電迎來確定性機遇
2021年將是國內光伏和陸上風電平價的元年，參照近期各地出臺的大型新能源項目，部分項目已經實現上網電價低于當地燃煤基準電價，而光伏、風電制造產業鏈仍在快速的技術迭代和降本，未來經濟性優勢將更為凸顯。
在地方政府和能源電力央企發展新能源的積極性高漲的背景下，國內風電、光伏都已步入典型的供給創造需求階段，技術降本將刺激更多的需求涌現。從經濟性的角度，目前階段國內更大規模地發展風電、光伏正當時。
也是因此，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已經進入“倍速階段”：如果2060年要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的電力需求會增至目前的三倍以上，預計超過20萬億千瓦時。如果按照2000小時年發電小時數計算，那就要有100億千瓦左右的新能源裝機量。
“所以未來40年里，平均每年的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要達到2億千瓦以上，當然也是一個由慢到快的逐漸加速過程。”一位新能源行業從業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2020年10月14日，在北京召開的“2020北京風能大會”上，400多家風電企業史上首度發起聯合宣言，確定了2060年之前風電發展的“路線圖”。
宣言保證，將年均新增風電裝機5000萬千瓦以上。2025年后，中國風電年均新增裝機容量應不低于6000萬千瓦，到2030年至少達到8億千瓦，到2060年至少達到30億千瓦。
“實際上這相當于風電行業給自己設定的一份路線圖。”一位央企內部研究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份宣言在制定時經過了相當仔細的計算，也是在中國首個明確的碳中和目標之下，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的路線圖。”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長任育之此前曾公開表示，風電產業作為清潔能源的重要力量之一，必將承擔更多責任，也必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初步考慮，將更大力度推動風電規模化發展;更大力度推進風電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更大力度健全完善風電產業政策;更大力度促進風電消納;更大力度推動規劃政策協同;更大力度推動體制機制創新。”
有國內風能頭部企業高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十四五”期間原本規劃的煤電，或許要更大程度地向風電與光伏讓步。
“特別是在儲能技術可以應用之后，能夠很大程度上平抑風電波動，實現穩定并網。”上述高管告訴記者，“在這種情況下，三北地區的新能源外輸需要替代一部分目前特高壓線路中的火電;同時，在未來新特高壓線路的建設中，也需要更多考慮可再生能源的外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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