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全國碳市場首個履約周期正式啟動，涉及2225家發電行業的重點排放單位。這是我國第一次從國家層面將溫室氣體控排責任壓實到企業，通過市場倒逼機制促進產業技術的升級。

　　新年伊始，全國碳市場的新動作拉開了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大幕。“十四五”期間，碳達峰、碳中和行動如何推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

　　順潮流大勢需艱難跋涉

　　2019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全球主場活動在杭州舉行，每位與會者座位上都有一張淡綠色小卡片。這是一張“個人碳中和榮譽證書”，提示主場活動在籌辦、舉辦和收尾階段排放的溫室氣體，被所購買的塞罕壩林場造林碳匯項目抵消。這項活動本身實現了碳中和，而就我國整體來說，在實現碳中和的道路上仍需艱難跋涉。

　　我國提出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既是對世界的莊嚴承諾，也是自身發展大勢使然，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戰略決策。

　　對不少大眾來說，碳中和仍是一個陌生詞匯?？茖W界對此早已達成共識，為了不讓全球氣候走向災難，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不應超過1.5攝氏度或2攝氏度。5年前，1.5攝氏度和2攝氏度目標被寫入《巴黎協定》。

　　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若溫升不超過1.5攝氏度，那么在2050年左右全球就要達到碳中和;若不超過2攝氏度，則2070年左右全球要碳中和。本世紀中葉碳中和遂成為各國制定自主貢獻目標的重要參考。而近年來，越來越頻繁的全球自然災害顯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時間窗口在迅速收窄。

　　2020年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此后的氣候雄心峰會上，我國宣布了更具體的目標：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中國向世界莊重宣示提前碳達峰、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時間節點，展現的是國際責任，是大國擔當，也是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實現途徑和有力抓手。”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潘家華說。

　　在氣候雄心峰會上，45個國家作出了提高國家自主貢獻新承諾，24個國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標。由此預計，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65%、世界經濟總量70%的國家都將成為“碳中和”的一員。

　　潘家華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這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我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與國內的發展戰略、發展進程高度吻合。

　　低碳發展有三大效益

　　實現碳中和愿景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要深度脫鉤，這將帶來巨大的經濟結構性變革。破立之間，挑戰與機遇并存。

　　以能源系統為例，一方面，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要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度降低煤炭消費占比，需克服多方面的困難;另一方面，相對于2019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消費占比約15.3%，到2030年將提升至25%左右，能源系統的躍遷蘊藏著新的機遇。

　　生態環境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在與企業、地方座談時發現，有人認為，減排就是增加企業成本，為地方發展設置“天花板”。他直言，低碳發展并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好的發展，是要倒逼不好的發展轉向好的發展。

　　“低碳發展至少有三個效益。”柴麒敏表示，首先是環境效益。與應對氣候變化同步協同，將帶來大氣污染治理的一系列成效。我國能源結構以高碳的化石能源為主，化石能源燃燒不但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同時產生的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也是當下大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調整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不僅可以減少碳排放，也從根源上降低了污染物排放。

　　其次是社會效益。低碳發展將提供更多高質量的綠色就業機會。目前，我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工作人員已經達到450萬人，接近煤炭生產領域的產業工人。預計到2030年低碳領域的直接和間接就業總人數有望達到6300萬人。

　　此外還有經濟效益。“到2030年，全國低碳產業的產值預計將達到23萬億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將超過16%。”柴麒敏說。

　　如今，我國在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上逐漸形成優勢。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容量7.9億千瓦，約占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的30%，其中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均居世界首位。我國風電、光伏發電設備制造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技術水平和制造規模處于世界前列。風電整機制造占全球總產量的41%。

　　牽住降碳源頭治理“牛鼻子”

　　要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其實很不輕松。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在接受專訪時表示，當前我國距離實現碳達峰目標不足10年，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也僅有30年，相比西方國家壓力更大、時間更緊、幅度更大，“十四五”必須邁出堅實步伐。

　　很多發達國家實現碳達峰是一個技術、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而我國是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自我加壓、主動作為，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

　　目前，關于達峰路徑存在兩種聲音：一種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間對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達到相對較高的峰值，然后開始下降;另一種是從“十四五”開始嚴格控制碳排放，提高政策和行動力度，在2030年前達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峰值，然后開始一個先緩后急的下降。

　　前者下降的曲線會非常陡。在柴麒敏看來，采用“先沖高、后驟降”的減排路徑，挑戰大，造成的全社會經濟損失也大。相對來講，后者更為科學。

　　無論采用哪種路徑，“十四五”將直接決定能否完成2030年前碳達峰。

　　黃潤秋介紹，目前正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計劃，牽住降碳這個源頭治理的“牛鼻子”，將統籌謀劃一批推動經濟、能源、產業等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重點任務和重大工程。

　　記者從生態環境部獲悉，我國將明確地方、行業的達峰目標和實施方案，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同時也將強化監督考核，將達峰行動有關工作納入中央環保督察。

　　據了解，碳排放達峰行動的內容還包括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全面推進重點領域綠色低碳行動，大力發展低碳交通，積極發展綠色建筑，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推行綠色低碳生產生活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