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奮斗目標，這就要求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以及大力發展新能源。那么，我國通往“碳中和”的道路應該怎么走？我們過去所依賴的化石能源何去何從？可再生能源能不能頂起來？帶著上述問題，《環境與生活》記者1月18日采訪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先生。

具體年份只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環境與生活》：此前，有學者建議我國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去年9月，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央宣布的時間是2060年前，您覺得這10年的時間差對于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李俊峰：首先，年份只是一個努力的方向，我并不認為2050年和2060年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碳中和是全球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愿景。無論是2050年實現還是2060年實現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大家有個共同的認識，并朝著這個目標去前進。就像習主席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所說，“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動，各國必須邁出決定性步伐。”奔著這個方向努力就沒有錯，所以多10年或者少10年并不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發展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會導致發展碰到各種各樣的障礙。

其次，各個國家應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堅持公平，即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來實現低排放發展。像歐盟、日本這些發達國家要表現得更積極一些，將實現碳中和的時間定在2050年。而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則將目標定在2075年。中國處在兩者中間，可以說并不是一個完全的發展中國家，所以說，其實并沒有一個實質性的區別。我們是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這兩項基本原則，將時間定在2060年。至于是不是2060年這一年實現碳中和？如果各種條件成熟也許是早一些，如果條件不具備也可能稍晚一些，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用倒逼的形式來推動發展轉型

《環境與生活》：考慮到我們國家的工業生產總值現在已經位居全球第一，您覺得在碳達峰的約束條件下，在接下來的10年里，我國的工業生產該怎么轉型？

李俊峰：發達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美國，特別是歐盟，他們早就已經實現碳達峰了，但這種實現是后知后覺的。我們可以將這件事情比喻成長個子，無論你是17歲開始不再長高了，還是從20歲開始不再長高的，你是事后才知道的，我們很難預測你哪年開始不長個子了。

但中國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中央提出碳達峰、碳中和這兩項重要的發展目標，是在特殊條件下，必須采取一些強有力的措施，倒逼我們的發展轉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碳達峰、碳中和做出了安排，要求調整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從而推動煤炭消費早日達峰。當化石能源達峰，特別是煤炭達峰時，煤炭的消費就不能再增長了，所以就開始倒逼我們的發展轉型，從高度依賴化石能源的發展模式走向非化石能源支撐的新的發展模式。

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來推動我們的高質量發展和高質量保護，這就是一個倒逼。過去，我們缺乏經驗，所以我們采取倒逼的形式來推動發展轉型。在碳達峰的道路上，必定會存在諸多困難，就像減肥一樣，雖然很痛苦，但為了身體健康著想，必須強制性減肥。因此，為了我們的經濟能夠高質量發展，為了我們的環境能夠高質量保護，我們就必須做出與碳達峰相適應的安排來，并且盡早實現碳達峰。

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是發展重點

《環境與生活》：美國碳達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工業產品，美國人民來消費。而中國的碳排放量很多是用在生產環節上，所以從控碳的角度來講，我們的工業產量會不會減少一些？

李俊峰：這就是我們調整產業結構的一個目的。過去生產型的消費過高，但消費型的消費不足。比方說，我國現在的人均年用電量大概是5400多千瓦時，和大部分發達國家差不太多，但是我們的人均生活用電還不到1/5，而一般的發達國家生活用電可以達到30%～40%。

基本上，我們過去的發展都遵循先生產后生活的原則。“十四五”提出，生活質量的提高，也是我們未來一個發展的重點。“十六大”、“十七大”提出以人為本，“十八大”、“十九大”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式，那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我們在以后的發展中，肯定更多考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而不是片面地追求GDP。“十四五”規劃中對GDP并沒有明確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發展理念也在改變。大家一定要有一個理念，不論是碳達峰還是碳中和，其目標是為了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與其相悖。但是我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建立在向綠色低碳發展轉型和綠色低碳生活轉型基礎之上的。

我們必須加入全球碳中和的大潮

《環境與生活》：一些力挺煤炭的專家認為，煤炭畢竟還是一種資源，可以通過煤化工，替代掉一些進口石油，從而讓我們的能源對外依存度降下來。另外，燃煤發電的清潔度也在逐步上升，排放的空氣污染物已經非常小了。您怎么看煤炭的問題？

李俊峰：這種想法是有問題的。不要總想著替代進口石油，下一步石油也要達峰。整個碳中和不僅僅是煤炭大量減少，也包括石油大量減少，未來還包括天然氣。所以，現在包括煤炭在內的化石能源行業，應該趕緊考慮怎么轉型，這是最核心的東西，不要戀戀不舍，這是一個時代大背景。

接下來，如果全球75%的GDP都實現碳中和了，中國要游離在整個世界之外嗎？企業也好，國家也好，如果游離在碳中和之外，就是一座孤島。這個世界一直倡導多邊主義、國際合作，所以說合作是更好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也必須參與全球碳中和這個大的歷史潮流。

只要實現零排放，煤電也沒問題

《環境與生活》：在我國能源結構接下來的調整中，您對哪種能源抱有比較高的期待？

李俊峰：基本上，現在全球的一個共同目標就是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中國在此基礎上增添了“核能”，也就是用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加上核能）取代化石能源。大家都朝著基本相同的目標前進。其實，所有的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只要能夠做到零排放，也都是可以的。

例如，燃煤發電如果用碳捕捉技術實現零排放，也有市場競爭力，那是沒問題的。無論是我們現在用的低碳能源，或者是未來的“零碳能源”，只要做到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任何能源我們都是歡迎的。技術在不斷進步，可再生能源或者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或者化石能源做到碳捕集，碳循環使用也都是可以的。

《環境與生活》：請您詳細介紹一下碳循環使用，這在工藝上是怎么實現的？

李俊峰：如果可再生能源發的電，拿去電解水制氫很便宜，我們就可以用二氧化碳和氫合成各種燃料，來替代我們的傳統化石燃料。在燃燒的過程中，排出二氧化碳和水。再把水電解，得到的氫與二氧化碳繼續合成燃料……這樣就會有一個碳的循環。這種碳循環辦法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種碳循環方法。

雖然這種碳循環方法目前在工藝制作上可以做到，但現在氫很貴，還不具備經濟性。不過，這種碳循環方法節省了大規模的儲能裝置，當氫變得很便宜，二氧化碳也是免費的時候，這種碳循環辦法就有了用武之地。因為氫很難儲存，所以將二氧化碳和氫合成各種燃料，再存放到現成的基礎設施里。燃燒之后排出的二氧化碳，只要捕集回來再利用，就是碳的循環利用。

我們只是希望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不再增加，僅此而已。

僅靠森林固碳無異于杯水車薪

《環境與生活》：從您專業的角度上看，您覺得像生物質燃燒發電這種技術路線，在中國未來的前景如何？

李俊峰：首先，生物質能在中國有一定的潛力，比如燃燒秸稈和各種垃圾用于發電是可以的，但是大面積推廣的話可能不太合適。舉個例子：河北省承德市的塞罕壩是幾代人廢了很大力氣才種出森林來的，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這不是一個普遍現象。我們絕對不會舍得把塞罕壩的樹砍掉拿去燃燒發電的。

其次，生物質可以做碳匯。北大荒過去的土地為什么比較肥沃？因為很多的生物質等淤積到地下，土地是黑的，那是過去歷史上大自然形成的，我們可以向大自然學習，用某種方式，努力增加土壤的有機質。提高土壤的有機質，不僅可以形成碳匯，還可以使土壤變得更松軟、透氣、增加土壤的活性。土地松軟的時候，植物就長得好，反之，如果土壤板結，它就不透氣。所以，我們希望土壤里多一些有機質。我們國家這么大的土地面積，如果每年能把幾億噸的秸稈還田，變成有機質，那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碳匯。

最后，如果植樹造林只是為了得到能源，那就不如光伏發電了，光伏發電的轉換效率在至少20%以上，而各種各樣的生物質，其轉換效率一般都是千分之幾，高的也只有1%左右。光伏發電的轉換效率明顯高得多。另外，光伏發電既不需要用水灌溉，也不需要用農藥殺蟲，整個壽命周期的碳排放比種植生物能源低多了。

《環境與生活》：在我國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等省，有很多丘陵地區，種植的經濟林，樹可以拿去建房子，一些枝葉修剪下來可以拿去做生物質能燃燒發電。這種模式會不會比較劃算？

李俊峰：首先，收集樹枝的人工成本很高，實際上也沒有必要。人不要總替大自然發愁。天然的森林，也就是原始森林里沒有人為的干預，生態環境很好。大家不用為這個擔心。我國古代很多地區是原始森林，秦嶺那個地方，以前也是原始森林，原始森林有自己的凈化和循環方法，現在的封山育林就是仿照大自然，也就是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環境與生活》：我們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每年種這些樹到底能中和多少碳排放量呢？

李俊峰：我國提出了到2030年的新目標，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60億立方米是什么概念？每增加1立方米，除去50%的水分和灰分之后，大概只剩下0.5立方米的木質素，至多相當于1噸左右的二氧化碳。也就是說，能有1.5噸森林碳匯的話，就達到極限了。這樣算下來，和2005年相比較，一年能多3億至4億噸的森林碳匯。但我們現在一年要排放差不多100億噸的碳。比較一下4億噸和100億噸，這兩個懸殊的數字，真的是杯水車薪。森林固碳具有保護生物多樣性、涵養水源、防風固沙等生態效益，確實很重要，但是我們需要中和的碳太多了，僅僅靠森林固碳解決不了碳中和的問題。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減排，中央說得很清楚，要調整產業結構降低單位GDP的碳強度，并且要改善能源結構，降低單位能源的碳強度。再加上綠化大地，增加碳匯，實現碳中和就變得容易了。

《環境與生活》：您對我國核電的未來怎么看？

李俊峰：聯合國有近200個國家，15%的國家有核電，85%的國家沒有核電。核電帶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安全，民眾很擔心，有鄰避效應。雖然日本管理得很好，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不安全的因素還是存在的，我國雖然不反對核電發展，并積極發展核電，但是國內的核電建設也有鄰避效應。

第二個問題是核擴散問題。核安全不只是保障安全，還有環境安全，核裝置很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所以不能普及。它不像可再生能源那樣可以在全球普及，光伏發電、風力發電、生物質發電在任何國家發展都沒有問題，但是一些國家發展核電就會引起方方面面的關注。

第三，核電成本比較高。核電為了追求絕對安全，核電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隨著技術進步，大多數能源的成本都在下降，唯獨核電的成本一直沒降，反而還在不斷增加，這一點也制約了核電的發展。比如英國的欣克利角核電站的發電成本就遠遠高于英國的海上風電。

“我國風電資源快開發光了”一說欠妥

《環境與生活》：我們國家的海上風電資源豐富嗎？

李俊峰：中國的海上風電和丹麥、英國不太一樣。英國的陸地面積可以看成一個蛋黃，周圍的大海是蛋清，蛋清的面積很大。我國的情況是反過來，基本上陸地是一個蛋清，而海洋是一個蛋黃，面積很小，風也不是特別好，而且還有臺風的問題。所以說，我國海上是有一些風電資源，但僅僅是作為一種補充，因為量在那里，我國現在有將近3億千瓦的風電裝機容量，但海上風電的裝機容量連1000萬千瓦都不到。

《環境與生活》：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風能資源已經開發得差不多了，風電剩下的發展空間也很有限，就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李俊峰：我們要靠數據來說話。中國氣象局在2007～2014年做過多次風能資源普查，我國陸上的風能資源在100米高度范圍之內的，大概有40億千瓦，我們現在的風電裝機容量大概是2.5億千瓦，按此計算，我們也只裝了1/16。如果風機輪轂的高度再提高50米，由于掃風面積增大和風速提高，風能資源有可能再翻一番。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在2000年之前做過一次風能普查，當時的結論是江蘇、山東這兩個省，除了在海邊，幾乎沒有適合安裝風機的地方。但現在山東裝了差不多兩千萬千瓦了，連安徽、河南這樣的內陸省份，也都裝了一兩千萬千瓦了。隨著技術的進步，風電的塔架可以做得越來越高，葉片可以做得越來越長了，原來的低風速不能用的，現在都能用了。隨著輪轂的抬高，風力資源越來越多了。所以，我認為有關“風電資源快開發光了”的說法還是有所欠缺的。

產油大國也大力發展新能源

《環境與生活》：現在連沙特、阿聯酋這種中東地區的產油大國也在轉型，例如，沙特計劃到2030年，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50％的供電量。2017年1月，您被阿聯酋政府授予第九屆“扎耶德未來能源獎”個人終身成就獎，您和沙特、阿聯酋的同行交流也比較多，請問他們是基于什么考慮的？

李俊峰：這是對未來的一種籌謀。舉個例子，阿聯酋的迪拜已經不是以石油產業為主了，現在主要做金融、航空運輸以及物流，大家都在改變。20世紀90年代，沙特的石油大臣曾說過這么一句話，“人類告別石器時代，并不是因為石頭用光了。”意思是，人類告別石器時代是因為有了青銅，有了鐵，有了比石頭更好用的材料，來制造工具。同理，人類告別化石能源不是因為化石能源快用完了，而是將來有了新的能源，非化石能源可能比化石能源更好用、更清潔、更方便，所以沙特、阿聯酋要未雨綢繆，來做這件事情。

我國光伏產業已經是世界領先

《環境與生活》：中國現在的光電和風電技術發展得怎么樣？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水平？

李俊峰：我們的光伏發電行業基本上形成了世界領先的產業了，領先指的什么？不是產量做得最大，也不是技術最先進，而是全世界的產業都為你服務。因為你占了世界75%以上的市場份額，所以說，無論是高校的還是實驗室的人，都是為中國的企業服務。相比之光伏，我國的風電產業要差一些，但也是全球領先了。

我國光伏企業的品牌意識很強，像市值4000億元的隆基股份、市值2000億元的通威股份，現在已經發展起來了。這和互聯網企業是一樣，互聯網企業的品牌意識很強，不論是阿里巴巴、京東，還是騰訊、華為，它們都沒有把中國、廣東之類的名頭放在前面，而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擁有很強的品牌意識，所以慢慢就發展起來了。其他行業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重視品牌。

《環境與生活》：我國光伏發電還有風電已經在全球市場占據優勢地位，我們現在轉過身來大力推動減排，對我國相關企業走出去會不會有幫助？

李俊峰：在走出去方面，我國的光伏企業已經做得很好了，其市場的70%在海外，30%在國內。我們是有競爭力的。充分的市場競爭造就了我們的光伏行業，風電企業也開始布局海外市場，但是和光伏比起來，與國外同行的技術、成本的差距并不大，競爭優勢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全球碳中和的大方向，不僅僅是為中國，也為全球的風電、光電企業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市場競爭也會更激烈，我們的企業要適應這種競爭。

《環境與生活》：現在最先進的光伏發電，其轉化率最高能達到多少？

李俊峰：這要根據不同的材料來說。比方航天用的光伏發電設施可以接近50%。陸地上好的能達到25%，現在也有一些新的技術和新的材料不斷涌現，光伏發電在實驗室的轉化率還在提高。同時，還要注意一點，光伏發電的效率發揮也受到光照和溫度的影響，光照條件好，散熱條件好的地方，發電效率就高一些，反之則低一些，在安裝和使用中應該注意的東西也很多。

《環境與生活》：現在我們國家風電和光電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在西北，這與我們傳統煤炭能源的分布是一樣的，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嗎？

李俊峰：衡量一個地區的光電資源，基本就是按照日照的小時數，也就是太陽能照到地球上的輻射量是多少，有多少光能可以轉換成電能。按照歐洲的標準，比如按照德國的標準，我們大多數地方都是太陽能豐富區，光照條件差的地方只占我們國土面積的20%左右。霧都重慶、湘西、湖南張家界和湖北神農架一帶，降雨量很大，光照條件是比較差的，但相對來說其水電資源比較豐富。但總的來看，我國風電和太陽能資源最豐富的地區與煤炭資源的分布是相同，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這樣也有好處，過去是西電東送和北煤南運，現在就可以利用西部、北部風能太陽能豐富的地方，實現西電東送，北電南送。其實，廣東已經開始考慮開發內蒙古等地的風電、光電資源了。

《環境與生活》：我國光伏發電資源的開發，應該怎么去規劃？靠光伏發電來實現碳中和，會不會占用我們寶貴的耕地資源？

李俊峰：我國有170多萬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漠，我們只要有1/10的面積拿來做光伏發電，就可以實現碳中和了。用光伏發電長距離輸送到東部、南部地區，技術上也沒有問題。但東部地區首先要靠自己想辦法來解決問題，盡可能在當地用分布式發電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夠的部分再從遠方輸送過來。

舉個例子，山東現在的風電和光伏裝機容量有5000多萬千瓦，但也看不到有幾臺風機，也看不到幾塊光伏發電板，因為和總的土地面積比起來，還不到百分之一。

《環境與生活》：現在，我們光伏發電上網方面還有什么問題？

李俊峰：光電上網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并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策問題。能源轉型肯定需要有一段時間。為什么說市場在這里面起作用還要靠政策支持？我舉個例子，就像小孩子做作業一樣，你要求他必須做完，他就會按要求執行。如果你說可做可不做，那就不會做。通過市場行為做得好的時候，我可以獎勵你。但我們必須有一個目標，到什么具體時間完成什么具體任務。因此，政府的作用很重要，在發展風電、光電的問題上也要落實：讓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發揮決定的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碳中和也是如此。

用電解氫煉鋼可實現零排放

《環境與生活》：您覺得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鋼鐵行業和燃煤發電行業是不是會受很大沖擊？鋼鐵行業現在已經實現用電去煉鋼，您是怎么看的？

李俊峰：從兩個方面看。首先，隨著鋼鐵的消費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像德國、日本、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其生產的鋼鐵有75%以上來自廢鋼鐵，只有25%需要補充鐵礦石。

在中國的鋼鐵生產中，有30%左右是來自廢鋼，60%至70%來自鐵礦石。再過10年、20年之后，可能我們也能做到大部分以廢鋼鐵為原料生產鋼鐵，用電爐煉鋼就可以了，不再需要那么多高爐。

因為鐵礦石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鐵，氧化鐵必須有一個化學物質把氧置換出來才能變成鐵，焦炭的作用就是讓碳和氧結合變成二氧化碳，還原成鐵。它的過程就是用焦炭來升高溫度，讓焦炭充上一部分氧，就變成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活性很強，就從氧化鐵中奪一個氧原子過來結合，變成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強氧化劑且很不穩定，有很強的毒性，生成二氧化碳還有碳排放的問題。將來，我們還可以考慮用氫將氧化鐵的氧原子奪出來，然后變成水。我們再來解決氫的來源問題，如果還用煤炭去制氫，那就還是沒解決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但如果用可再生能源制氫，比如風電來電解水制氫，就變得很清潔了。這么一個過程，說起來雖然似乎很復雜，實際上，變成化學反應方程式來看就簡單很多了。

參與氣候變化談判幾十年

《環境與生活》：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氣候變化問題的？

李俊峰：1982年1月，我從山東礦業學院（現在的“山東科技大學”）一畢業就到了當時的“國家能源委員會”下面的一個研究所。但是，“國家能源委員會”在1982年3月就解散了。我所在的那個研究所幾經變更名字，最后叫做“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

我在大學的時候稍微用功一點，學了一些英語。現在，大家覺得會英語不算什么特長，但那個年代會說兩句英語，在工作上就會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參與一些國際合作項目。

1984年，中國加入世界銀行，世界銀行開始研究能源問題。因為會一些英語，我就和他們一塊兒研究能源問題，學了一些相關的知識。1987年9月，46個國家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簽署了《蒙特利爾議定書》，開始采取保護臭氧層的具體行動。因為我會說一些英語，所以就聘請我做臭氧層保護方面的專家。1988年，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組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是一個評估與氣候變化相關科學的國際機構。那時候，國內很難找到幾個會說外語，能和外國人一起討論氣候問題的人，因此，我參與了第一次到第四次的IPCC的評估報告的起草工作，1994年還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世界銀行的同事們一起編寫第一份關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策略的研究報告。

其實，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人們很糾結，逐步走過了從科學認知到政治共識的過程。從1859年愛爾蘭科學家發現大氣層的溫室效應開始，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認知一直有爭論，1992年IPCC發布第一次評估報告之后，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

直到20世紀 90年代初，很多人還認為氣候變化是帝國主義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陰謀，認為西方國家發展起來了，就要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其實氣候變化談判的進程說明，大家還是從善良的愿望出發，保護我們共同的地球家園。直到1992年5月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減排溫室氣體。減排就是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費，并且只控制發達國家，不控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然后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發展中國家在得到發達國家額外的技術和資金援助的條件下，在不影響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可以自愿減排。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前提下，中國也贏得了發展空間。

時過境遷，上世紀90年代國內一部分人懷疑氣候變化是帝國主義的陰謀，現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說這是中國強加給美國的陰謀。其實應對氣候變化從開始和現在，都是一個目標——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這與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樣，總有些人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其實大家忘記了黨中央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旋律，這一點從鄧小平同志開始，歷屆黨中央對世界大勢的判斷就沒有改變過。

經過這么多年的氣候變化談判，我國也發展了幾十年，西方沒有阻擋住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沒有阻止住中國的發展，我們現在全面實現小康，2035年實現初步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實現全面現代化。過去，氣候變化的談判是為我國爭取發展空間，現在是我們和大家一起努力實現碳中和。

從這個角度來看，氣候變化談判的過程是一個國際合作的過程，也是我們對發展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我們一方面需要深刻理解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復雜性、多面性、多樣性，同時不要忘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初心”，這個初心就是讓這個地球更美好，保護我們的共同家園。這一點不論意識形態有多大差別，社會制度有什么不同，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政府都希望人民的生活更美好，因此必須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未來，正在逐步成為共識，這也是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討論的最大成果。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實現碳中和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和全世界各國一道，保護地球家園，營造人類共同的未來，讓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全人類的生活更美好。（本刊專題部副主任于寶源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