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均本地水資源占有量僅100立方米,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20,是全國水資源最為短缺的城市之一。同時,以制造業立市的天津,化工、生物醫藥、新材料等行業都是用水大戶。
天津堅持綠色高質量發展,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一個“定”字,落實在制度、技術、管理方方面面,倒逼產業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升級。
制度約束,促進產業調整
“疫情期間,被用于臨床治療新冠肺炎的血必凈注射液,在生產環節有效地探索了節水環保。”走進位于天津武清區的紅日藥業生產車間,公司副總經理張春濤對企業的節水狀況如數家珍。
“注射劑生產離不開水,是耗水‘大戶’。”張春濤以生產血必凈為例說,一天要用掉自來水400多噸,相當于一個三口之家兩年的用水量,但最后灌進瓶子里的藥液(注射用水)也就1.6噸,不到1%。其余超過99%的純化水及注射用水都用于清洗藥瓶、設備等。
“這個廠區一年用水配額是20萬噸,探索節水環保就成了‘必修課’。”張春濤說,“我們認真分析了3個耗水量大的車間,又把整個車間大樓的水循環系統捋了一遍,水還真就‘擠’出來了。”張春濤指著縱橫交錯的生產車間管道說,鍋爐冷凝水的回收,節水又節能,日節水30噸;血必凈生產車間冷卻水回收,日節水100噸;血必凈純水制備室改造,日節水100噸;綜合制劑車間冷卻水回收、真空泵改造,日節水35噸;冬天氣溫低導致車間純水產量低,通過改造增加換熱器,提高純水系統的產水率,每天節水30噸。“不算不知道,單品生產耗水量可下降32%。”
類似的探索在天津還有很多。天津出臺剛性約束制度及配套政策,深入推進用水總量和用水強度“雙控”,全面落實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產“四定”要求,確定工業產品取水定額。以紅日藥業所在的武清區為例,制定了準入項目負面清單,高耗水項目全部實行“一票否決”;淘汰改造124臺套高耗水工藝設備;納入用水計劃監管企業達到897家,培育高耗水行業節水型企業30家,高耗水行業節水型企業建成率達到81%。
技術升級,有效節水環保
想要有效節水,技術是關鍵。近年來,天津在全市推廣128項先進工業節水技術、工藝和裝備,全市44個各類園區實施循環化改造,國家級園區實施率達到100%,市級園區實施率達到77%。“作為高耗水企業,建廠之初就樹立技術節水理念,引入海水淡化技術,減少自來水使用量,將節水作為企業效益的增長點。”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總裁戴立起說。
“不論生產流程設計還是技術升級改造,節水都是出發點。”中沙石化生產部副經理宋健為每天都要緊盯兩個指標:用水總量和單位產能用水量。宋健為舉例說,海水淡化技術的應用,將淡化海水作為工業用水,使自來水用量下降64%;污水深度處理技術使水重復利用率高達98.76%,節省了用水計劃指標44%。
在節水技術上,中沙石化舍得投入。“光一個工藝凝液回收項目,就投資300多萬元。”宋健為說,該項目投產后可減少外購水量9噸/小時,減少低壓蒸汽消耗4.2噸/小時。在該技術項目改造檢修期間,企業又把第二循環清洗水,經由旁濾引入第一循環水系統,重復利用,作為開工前清洗預膜用水,單次又節約了4萬余噸水資源。
宋健為自豪地說,去年中沙石化以單位產品取水量3.15噸的先進指標,獲得全國“水效領跑者”稱號。今年1至8月,這個指標達到2.99噸,創歷史新低,裝置用水總量與擴能改造前同比減少11.3萬噸,實現了裝置擴能、取水量不增反減的優秀表現。
稅收調節,杠桿效應顯著
天津市自2017年12月1日起實行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在稅制設置上,利用分水源類型、分地區、分行業設置稅額,對地下水、嚴重超采區以及高耗水行業設置較高稅額,從而達到稅收對水資源利用的調節目的,引導企業走節水降耗的綠色發展之路。
“對于用水企業而言,取用地下水的成本高于地表水或其他再生水,因此很多用水企業不再取用地下水,改為使用公共管網的地表水或其他水源,好處立竿見影。”天津市稅務局相關負責人舉例介紹,一家天津水泥制品企業在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初期,一直以地下水為水源,年取用地下水3萬立方米,除了繳納水費,還要再繳納水資源稅12萬元。企業自2020年7月起不再取用地下水,改為使用公共管網供水,同時補充再生水。“如果都用管網水和再生水,企業只需繳水費,再生水的水價更便宜,直接降低了企業成本,杠桿效應顯著。”
2020年,天津全市征收水資源稅的應稅取水量共計9.83億立方米,較2019年同期下降4.26%,其中,地下水應稅取水量0.75億立方米,較2019年同期下降37.47%。
目前,天津全市年用水總量控制在27.82億立方米,遠低于38億立方米的用水總量控制目標;全市萬元GDP用水量19.75立方米,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10.70立方米,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0.72,全國省級排名中均處于前列。(記者 富子梅 靳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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