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楨，水利專家，生于1897年7月12日，卒于1989年10月13日。浙江嘉興人。 1917年畢業于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23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水利部顧問、一級工程師。 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主持和參與制定了《導淮工程計劃》、《整理南北大運河工程計劃》，親自勘察了杭州到北京的大運河，設計了邵伯、淮陰、宿遷三個船閘；領導修復錢塘江海塘工程。 主編了最早的大型專業工具書《中國工程師手冊》，主持治淮技術工作，負責設計、施工、修建了中國第一座大型連拱壩佛子嶺水庫，工程處于當時拱壩技術的世界先進水平。 負責黃河三門峽水庫的施工、修建工作，直至大壩完成蓄水。

我幼年家貧，15歲又喪父，賴母親勞動所得維持生活，幸由于姑母接濟才免于失學。中學畢業時，縈繞于我胸懷中的就是選擇能保證將來職業的學校，以免“畢業即失業”。

從報上看到全國水利局在南京所設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的招生廣告，說明畢業后將在導淮工程上工作，即去報名應試，結果以第一名錄取，從此投身水利事業逾70余年，并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社會。

在舊社會，盡管我有一腔為祖國貢獻自己力量的熱情，但報效無門。先后盡心竭力做了不少水利計劃，結果都僅僅是紙上談兵未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重視興修水利，防治水害，建國40年來，我國水利水電事業勃然興起，興修大、中、小型水庫8.6萬座；農田灌溉面積發展到7億多畝；水力發電量已達863.6億度。這些都為都為歷史上任何時期所不能比擬。

黃河本是中國的大患，由史可稽的曾經改道26次，游蕩成性，蹂躪過廣大的黃淮海平原，兩岸堤岸決口漫溢成為常事，甚至有三年兩決口的記錄。但在建國40年中，除三貴海口一段在凌汛中曾經漫決外，從無決口漫溢的事故，這應歸功于沿線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和組織下大搞修防的結果，也是歷史上任何朝代所沒有的。

為實現黨的“十二大”規定的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今后水利、水電建設必須要轉軌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

為此目的，我認為首先必須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對現有工程要管好、用好；

另一方面是對新建工程必須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節省投資，縮短工期。

現在的工程，無論是從質量上、投資額上，施工期上說一般都不如50年代，在規劃上就普遍地很少注意提高經濟效益。如果這種趨勢不設法扭轉，恐今后不能指望水利、水電事業會有長足的進步。

我記得解放初期建設官廳水庫，投資不多，三年即告完成；和它同時建設的佛子嶺水庫，在當時技術水平很低、機械設備很少的情況下，僅用了880天就把一座鋼筋混凝土連拱壩建筑到頂，投資僅為3800萬元。

水利、水電建設需要改革的方面和內容很多，要動大手術，從勘測、設計、施工、管理到科研、教育都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首先，水利電力部應該集合最能干的經濟及管理專家成立一個有權威性的全國水利、水電樞紐規劃指揮部，它的任務是在短期內對全國可能開發的水利、水電樞紐進行規劃，作出基本發展計劃；要派出大批樞紐工作隊到各條河流上選定還未開發的樞紐位置，并用新手段如航測、遙感、物理勘探等方法收集樞紐所在地的地形、地質、水文等資料，并調查淹沒損失，然后作出有經濟效益論證的基本發展計劃。

其次，勘測設計院都應改組成企業性的勘測與設計公司。通過競爭投標來承擔經費或任何補貼，一律由各公司自負盈虧，獨立核算，但在初期可不納稅，以利發展。

現有施工機構也應相應的改為經濟獨立的企業公司，實行競爭性的招標承包制。這樣，可竭盡公司的才智，使樞紐設計的更合理，成本降低，工期縮短，經濟效益增加。所有勘測、設計及施工機構都應由技術、經濟、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員組成，采取經理負責制，職工工資都按工作能力確定，企業經理有權隨時加以浮動。

每個合同完成后，可從盈利中取一部分作職工獎金。在工作環境艱苦地區工作的，應發給津貼。企業應設基地，基地備有職工精神和物質上所必需的各種設施，使勘測、設計、施工隊伍的成員，無后顧之憂。

科研機構也要設法做到自給自足，要培訓水利、水電科學的博士與碩士。

學校教育要培養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使他們一出校門，便可在實踐中大顯身手；畢業生應逐步做到預約分配，學生在校時便可到將來分配單位去實地實習，以增加實踐知識。

我的這些設想，并不是烏托邦的空想。事在人為，在當前的大好形勢下，只要認真對待，有黨的領導，沒有做不到的。

選自《中國科學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