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云南對電解鋁企業實施限產措施。這已是半年內云南電解鋁企業第三次被限產。

　　受影響較大的云鋁股份，于2月27日在投資者互動平臺上透露了此次限產的原因：公司近期收到云南電網通知，目前云南省內電力供需形勢嚴峻，水電蓄能同比大幅減少。

　　其實，從2022年下半年開始，包括云南在內的多個西南水電大省來水偏枯，水電發電能力嚴重不足，省內水電蓄能也嚴重不足。今年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近年來的西南水電大省用電緊張狀況與2016年前后的大規模棄水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原因在于電力資源的供需錯配。”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地依靠豐富水電建立起來的能源經濟體系，正受到嚴重沖擊。

　　當西南地區水電面臨的問題從“送不出去”頻繁變為“發不出來”，面臨挑戰的不僅僅是西南省份的高能耗產業。

　　缺電的不僅是云南

　　“這一輪減產受到最大影響的是云南鋁業、云南神火、云南其亞3家企業，受限產能約80萬噸。減產從春節后開始，2月下旬完成。”上海有色網大數據部總監劉小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確定減產前后，電解鋁價格一度上漲，突破1.9萬元/噸，如今回落至1.8萬元/噸。

　　早在2022年9月，云南電解鋁企業就先后兩次接到壓減用電負荷通知，比例分別為10%、15%~30%。當時業內預計兩輪限產累計影響年產能約190萬噸，占云南建成電解鋁產能三分之一左右。更早之前的2021年，云南省能耗“雙控”形勢嚴峻，也曾在年中壓減電解鋁企業用電負荷。

　　供電缺口導致限產，這似乎已經成為云南雄心勃勃的承接高耗能產業計劃的絆腳石。

　　電解鋁企業是用電大戶，用電成本約為總成本的四至五成。《云南省2022年有序用電方案》提出，按照“以保障安全為首要前提，先錯峰、后避峰、再限電、最后拉閘”的順序，合理安排有序用電，確保安全有序用電，做到限電不拉閘，限電不限民用。

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為云南的枯水期。圖/視覺中國

　　有序用電時，電解鋁企業往往首當其沖。“電力供給缺口一時難解，企業普遍認為，云南電解鋁工廠開工率偏低會成為常態。”有電解鋁業內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感慨。

　　2月中下旬的減產與去年9月兩輪減產原因一致，即云南電力供給出現缺口。

　　云南電力結構較為單一，水電占比接近八成。截至2022年12月底，云南全省發電裝機容量11144.6萬千瓦，其中水電裝機容量8061.59萬千瓦、火電1533.55萬千瓦、風電891.39萬千瓦、太陽能475.89萬千瓦。

　　各流域來水多寡，直接決定水電發電能力，可謂“靠天吃飯”。

　　而且，云南干濕季節分明，冬春季節為干季，降水僅占全年15%，尤其是春季氣溫升高，蒸發量加大之時，極易發生干旱。因此，每年10月至次年4月為云南枯水期，枯水期水電出力通常不足50%，枯水期干旱則會加劇水電供給不足。

　　這正是云南今年2月中下旬遭遇的問題。2月初，云南省水利廳便表示：2023年以來，云南省大部分地區無明顯降水，河道來水總體偏少，庫塘蓄水總量下降加快，當前氣象干旱發展迅速，玉溪、大理、麗江局部地區旱情影響逐步顯現。

　　截至2月中旬，云南全省有90%的區域出現氣象干旱，大部地區以中等及以上氣象干旱為主。云南省水利廳召開的全省水旱災害防御形勢會商會指出，預計2023年云南省大部分地區降水總量正常偏少，干旱和洪澇災害較上年將偏重發生，全省各地防汛抗旱面臨嚴峻形勢。

　　而從近兩年中國氣象局發布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來看，中國降水變化區域間差異明顯，其中西南地區東部和南部年降水量呈減少趨勢。“中國主要雨帶北移”似乎正在發生，而這對于水電占比超過七成的云南來說，不是好消息，意味過往水電“出力格局”或將被改變。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員李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水電季節性較強，通常情況是枯水期偶爾缺電，豐水期甚至“棄水”。但近兩年，云南、四川等西南水電大省來水異常，枯水期和豐水期缺電頻率都在變高。“如果極端現象連續發生，便是正常現象。水電面臨的問題從‘送不出去’變為‘發不出來’。”

　　在袁家海看來，這種變化對地方來說，多少有些措手不及，只能抓緊應對。

　　他分析，“十三五”中后期，云南、四川主要采取加大外送規模和引進工業企業來消納富余水電，在解決棄水問題的同時也增加了經濟產出。但這一切是建立在本地水電發電能力始終維持在歷史正常水平的預測基礎上。但“十四五”以來，雨季降水減少、全年高溫干旱加劇的“意料之外”狀況，使得作為主力電源的水電發電能力明顯下降，其他類型電源或規模沒有增加、或可靠供電能力不足，被迫采取限產限電措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西南水電的發電能力將受到大幅削弱，近年來水電減發的狀況會成為常態。袁家海判斷，西南水電大省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面臨嚴峻的電力安全考驗。

　　外送電矛盾更加突出

　　當水電出力受限，當地火電卻難以起到調節作用，這是西南省份面臨的第二重難題。

　　雖然火電是云南省內第二大電源，不過在2020年之前，火電發電小時數已經被水電大幅擠壓。云南火電利用小時數從2007年5014小時下降至2019年的2113小時。

　　“煤電廠運行成本中六七成源自購置煤炭，水電站無需購置任何燃料，發電成本更具優勢。在水資源比較豐富的西南省份，水電將火電利用小時數擠壓得很低。”李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全國火電每年利用小時數為4500~4800小時時，云南僅為2000小時左右。“2019年底，云南火電廠國電宣威電廠甚至申請破產清算，負債率超過400%。”

　　不過他認為，這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在一些電力市場成熟的國家，當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較強時，便會壓低電價。雖然火電成本更高，但是考慮停運再啟動的成本，甚至會以‘負電價’出售。我國雖然尚未建立成熟的電力市場，但是火電相比水電顯然不具備成本優勢。”

云南昆明市的一處“西電東送”大通道的換流站。圖/新華

　　在沒有成熟的電力市場引導靈活性資源配置的情況下，更多由國企持有的火電是緩解當前困境為數不多的選擇，但是需要解決火電虧損問題。“目前云南也在探索容量市場，即使電站不發電也可以獲得容量電價。等到有需要時，如枯水期，再將閑置的容量開啟。”李想說。

　　2023年1月1日起，《云南省燃煤發電市場化改革實施方案》正式施行。其中提到，云南將建立煤電電能量市場，允許煤電上網電價在基準價上下浮動20%。同時，云南在全國率先提出建立煤電調節容量市場，按照各類電源、用戶的不同需求分攤調節容量成本。

　　除了推動煤電市場化改革、建立容量市場，云南在規劃上也提出要建設火電。2022年7月，云南省政府印發的《云南省產業強省三年行動(2022—2024年)》提出，加強系統靈活調節電源建設，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推動480萬千瓦火電裝機項目建設，全面實施煤電機組靈活性改造，發揮煤電機組托底保障及調峰備用作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

　　袁家海認為，西南水電大省要按照水電發電量較歷史同期下降一定程度的預期，來安排今年的能源電力供需工作。但顯然，在數月內快速投產大量發電機組已不現實，只能最大化利用存量電力資源，實現“開源節流”。“合理安排火電檢修計劃和電煤采購計劃，保障用電高峰時期的機組正常開機和燃煤供應，充分發揮火電的頂峰發電能力。”

　　作為“開源節流”的重要方式，袁家海特別提到，“需要提前計劃水電的本地消納與外送電規模，與江蘇、廣東等地共同協商送受電量，盡力爭取本地留存電量，作為省內安排電力供需的邊界前提。”

　　云南是“西電東送”大省，占據一半以上電量。“十三五”期間，隨著滇西北直流、金中直流、永富直流、祿高肇直流、坤流直流建成投產，目前已在云南建成“十條直流、兩條交流”共12回大通道，外送通道能力達到4220萬千瓦。

　　云南、廣東分別是南方電網體系中最大的送電方和用電方，近幾年，云南外送電量中有約九成送至廣東。

　　2022年，云南“西電東送”電量完成1436.48億千瓦時，同比下降2.48%，占到云南電網發電量的38%，以完成框架協議計劃為主。昆明電力交易中心稱，2023年，云南省“西電東送”電量作為整體打捆按計劃送出，全年計劃送電量為1452億千瓦時，較2022年增加1%。

　　尷尬的是，作為“西電東送”的主要送出省份，今年云南即使自身缺電，也需執行在省間協議框架下的外送電量。李想解釋，建設跨省特高壓線路是為了支持“西電東送”，送電方向、時間、電量都是確定的，比較剛性，受到長期購電協議的約束而非實時市場價格機制的引導。其中明確規定了送電量的考核方式，因此只能由各個省份在談判外送電協議時博弈。“比較死板的調度方式難以發揮特高壓線路雙向互濟的作用，如果四川、云南缺電就難以獲得反向輸電。”

　　“西南水電大省用電負荷的提升，水電發電能力下降，使得電力供需形勢較‘十三五’初期發生了重大變化，棄水問題已經成為歷史，考慮本地發展需求和資源的開發限制條件，需要適當更改大型水電站的外送電協議，但是從發展全局來考量，重新協商阻力較大、增加的留存電量有限。”袁家海認為。

　　在他看來，解決西南水電外送矛盾，一是要掌握增量水電項目的主動權，依據自身需求在一定范圍比例內安排外送電力;二是將外送協議逐漸納入到全國統一電力市場體系中，借助市場力量來調配資源;三是加快開發新能源項目，等量替代水電的外送電量，保證外送總量不變的情況下，發揮大型水電項目的調節能力。

　　產業轉移受挫

　　云南當然希望留住更多電以支持本地產業發展。

　　“企業不希望被限產，政府在居中協調電網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政府與企業希望將更多水電留存在當地，而電網企業則要通盤考慮多個省份的需求。”劉小磊說。

　　昆明電力交易中心數據顯示，2022年，云南電網發電量3789.11億千萬時，同比增長7.02%。同年，受經濟恢復及新增鋁硅用電的明顯拉動，云南省全社會用電量為2389.52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1.8%，增速排在全國第二。

　　2018~2020年，云南憑借水電優勢，以低電價作為吸引，從山東、河南、陜西、甘肅等省份承接了超500萬噸電解鋁產能。云南電解鋁產量從2019年開始迅猛增長，當年增速達到14.6%，2020年更是達到72.1%， 從150萬噸左右到突破250萬噸。

　　其中較大的新增投資主體是魏橋集團，這家民營企業此前的電解鋁產能主要集中在山東省濱州市。2019年10月，魏橋集團已向云南文山州轉移203萬噸電解鋁產能，分兩期建成，已于2022年建成投產。

　　據《中國有色金屬報》報道，截至2022年12月份，中國電解鋁建成產能4445萬噸。其中，云南地區建成產能532萬噸，占比約為12%。2022年，云南電解鋁產量約433.8萬噸，電解鋁耗電量占到全省用電量近30%。

　　“電解鋁企業多在近三四年遷入云南，云南本地用電需求迅速增長。豐水期發電量可以支撐規劃產能，但是從每年10月至次年4月底枯水期發電量難以匹配產能。”劉小磊告訴記者，云南電解鋁企業度電成本約為0.45元，火電發電成本接近0.5元/度。

　　壓低成本只是企業的考慮之一，“雙碳”目標下，碳排放被明確限制，電解鋁企業要尋求發展，只能從煤電大省轉移，這是行業大趨勢。

　　過往，電解鋁行業多是“煤電鋁一體化”，電解鋁工廠配套火電廠，用電成本約占總成本的四分之一，電解鋁行業也被視為用能大戶。但是在“雙碳”目標的壓力下，“煤電鋁”概念過時，取而代之的是“水電鋁”“光電鋁”。“即使云南的電解鋁企業使用的電源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水電，枯水期也需要火電配套，水電占比約為87%。”

　　劉小磊表示，雖然電解鋁行業尚未進入碳交易市場，但是歐盟從今年10月1日起開始邁出征收碳邊境稅的第一步，需要企業提供產品碳足跡證書，追蹤整個生產流程中的碳排放量。為了規避未來碳關稅，以及國內碳配額交易的影響，驅使電解鋁企業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爭相在云南、四川等水電資源豐富的省份布局產能。

　　工信部等三部門去年11月中旬印發的《有色金屬行業碳達峰實施方案》提出，確保2030年前有色金屬行業實現碳達峰。其中，鋁是碳排放重點品種，碳排放占全行業75%以上，方案提出力爭2025年、2030年電解鋁使用可再生能源比例分別達到25%、30%以上。

　　“按照SMM(上海有色網)統計，目前國內電解鋁建成產能約為4500萬噸，可再生能源驅動的產能約為1000萬噸，占比不足25%。”劉小磊告訴記者。

　　顯然，云南不想放過這樣的機遇。2022年7月，《云南省產業強省三年行動(2022—2024年)》對外發布，其中共列出12個重點產業，位列第二的便是“綠色鋁谷”，提出的目標是到2024年，全省鋁合金化率達到90%左右，率先打造形成2~3個綠色低碳高端鋁產業園區，綠色鋁產業鏈產值力爭達到3500億元左右，成為國家重要的鋁產業基地。

　　“力爭電解鋁產能全部建成”，但是這樣的目標正在遭遇挑戰。

　　“一些電解鋁產能轉移已經受到影響，比如魏橋集團旗下的云南宏泰，除了位于文山州硯山縣的項目外，另外紅河州尚有200萬噸項目尚未投產。這個項目正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如果電力供給充足，哪怕云南沒有電價優勢，電解鋁企業也愿意轉移產能。但是如果電力供給面臨剛性缺口，企業不可能轉移產能后就停產。”有電解鋁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核心問題是水電大省承接電解鋁產能的能力有限，產能轉移速度勢必減緩。

　　“決定項目收益的廉價穩定水電已經成為過去式。”袁家海認為，在存量高耗能項目推高全社會用電量、近四年電力裝機并未顯著增加、干旱缺水狀況或將延續的情況下，西南水電大省已經進入了“缺電”周期。從宏觀調控角度來看，為保障社會生產生活的用能安全，要從嚴把控高耗能項目的審批。

　　發于2023.3.20總第108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作者：陳惟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