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人類文明的先決條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認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火的使用也代表了人類使用化學反應來適應環境，踏出了人類文明進化的重要一步。作為經濟和社會的基礎，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也是衡量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的重要標志，直接關系到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

　　2020年12月21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發布會上，據時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介紹，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亦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目前我國基本形成了多輪驅動的能源穩定供應體系，全面推進能源節約，以能源消費年均2.8%的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7%的增長。

　　根據我國統計局2022年10月8日公布的數據，2021年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為20.6%，比2012年提高5.7個百分點;同時中能傳媒能源安全新戰略研究院2022年7月公布的《中國能源大數據報告(2022)》顯示，2020年我國煤炭、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為8.3%、72.6%和46.4%，綜合能源對外依存度為24.5%，兩相對比，我國在減少能源對外依存度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能源對外依存度依然較高，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高，由于油氣資源在全球的分布很不均衡，少數國家擁有全球較大份額的資源，壟斷油氣供應及價格話語權，導致能源價格易出現劇烈波動;同時，2022年9月發生的連接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事件也向世界警示了地緣政治變化對能源運輸安全所造成的威脅。

　　與此同時，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和極端氣候現象頻發，能源低碳轉型的形勢越來越緊迫。2015年通過、2016年11月正式生效的《巴黎協定》，首次提出了全球溫控達到1.5℃新目標;2020年9月，中國明確提出“雙碳”目標：力爭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巴黎協定》第一次全球盤點(GlobalStocktake，GST)在2021~2023年間進行，主要對“減緩”“適應”“執行和支持方式”三個方面的全球整體進展做出評估。2023年11月30日~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28屆締約方會議(COP28)將在阿聯酋舉行，此次大會也成為第一次全球盤點的關鍵節點，對后續工作的開展和調整提供指導與依據。而這些目標、時間節點，與俄烏沖突爆發后世界地緣政治的變化、世界經濟整體步入壓力期的全球應對相疊加，如何既保障能源安全、促進經濟穩定發展，又通過技術創新實現能源轉型，助推新型能源體系建設，實現減排綠色發展，就成為擺在我國面前亟待解決的現實難題。

　　早在2018年，時任國家能源局能源節約和科技裝備司司長的王思強就在“第四屆中國能源發展與創新論壇”上表示：我國能源領域已形成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完整產業鏈，但與世界能源科技強國相比、與引領能源革命的要求相比，我國能源技術創新還有較大的差距，需要多措并舉，破解能源技術創新面臨的問題。突出表現為：基礎研究薄弱，氫能、燃料電池、碳排放等前沿技術和投入以及研究有限，為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技術儲備不足;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長期受制于人，燃氣輪機及高溫材料、海洋油氣勘探開發等尖端技術長期被國外壟斷;原創性成果不足，新能源、頁巖氣等新興技術還是以引進消化吸收為主;創新環境有待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結合不夠緊密，對創新的激勵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不夠高。

　　這一年是國家能源局成立十周年，也是王思強從參與組建國家能源辦到組建國家能源局并在這里工作的第14個年頭。四年后，他接棒同樣有在國家能源局工作履歷的前一任會長楊昆，出任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導管理的中國電力建設企業協會(下稱“中建電協”)會長;同年，他還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創中國”投資聯合體(下稱“‘科創中國’投資聯合體”)第一屆理事會上被推選為聯席理事長。

　　在2022年12月20日中電建協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上，王思強指出：中電建協將聚焦綠色低碳發展，提升綠色建造工程的占比和品質，助推行業綠色低碳轉型。而“科創中國”投資聯合體的目標，則是創設戰略科學家、技術經理人、天使投資人對話平臺，發揮科學家專業判斷力，梳理關鍵核心技術“卡點”“痛點”，對重大項目投資進行產業趨勢和技術研判、優化投資方向、引導產業布局，達到科技、產業、資本協同發展，推動形成“科協先導、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督導”科創產業發展機制，推動建設產業技術創新體系與生態，促進科技經濟深度融合發展。

　　《環球財經》和王思強的對話，就從能源和科創這兩個關乎當今中國經濟發展、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具關注度的議題談起。

　　樹立“大能源安全觀”，跨越能源轉型挑戰

　　《環球財經》：能源安全關乎國家的經濟穩定發展，低碳轉型發展關乎人類未來的健康生存，這是當今社會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強能源產供儲銷體系建設，確保能源安全”“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請問作為“老能源人”，您認為我們應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能源安全和實現能源轉型?

　　王思強：確保能源安全可靠供應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已經發生變化，保障能源有效供給、促進經濟穩定發展變得尤為重要。“十四五”時期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防范化解能源發展面臨的各類風險挑戰，重點加強“三個能力、一個體系”建設。

　　第一個能力是提升能源戰略安全保障能力。通過加大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力度、提升儲備能力、加強能源國際合作、建立煤制油氣產能和技術儲備等途徑，多措并舉增強油氣供應保障能力;第二個能力是增強能源系統平穩運行能力。在嚴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費增長的前提下，發揮煤炭的主體能源作用，做好煤炭穩產穩供，加強產能和產品儲備建設。研究完善供需平衡預警機制，化解電力、天然氣等區域性、時段性供需矛盾，確保能源系統平穩有序運行;第三個能力是提高能源科技創新能力。以重大能源工程為依托，推動重大技術裝備示范應用，加快在先進可再生能源、新型電力系統、能源數字化智能化等領域的創新步伐。提升能源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加快能源產業數字化和智能化升級，全面提升能源產業基礎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一個體系”是指健全能源安全風險管控體系。針對近年來頻發的極端天氣等自然災害，完善應急預案體系。建立國家層面的能源應急管理制度，防范化解非傳統安全風險，強化網絡安全關鍵技術研究。

　　從能源轉型看，“十四五”時期，我國能源行業進入了關鍵發展階段，一方面要進行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構建新型能源體系，提高能源效率;另一方面，要平衡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系，保障能源安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提出了國家推動實施擴大內需的戰略，其中對能源產業進行了詳細部署，重點要求加強能源基礎設施建設。

　　站在能源工作的新起點上，我國“能源人”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落實新型能源體系，深入推動能源革命，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推動經濟復蘇，同時要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推動我國從能源大國向能源強國轉變。

　　《環球財經》：從現實看，您認為在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實現“雙碳”目標，我們面臨著哪些重大挑戰?

　　王思強：能源是推進雙碳目標的主戰場。在“雙碳”目標引領下，推動能源行業從高碳向低碳轉型，從以化石能源為主向以清潔能源為主轉變，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為實現碳中和目標，中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到2030年需要達到25%左右，2060年需要達到80%，這給中國調整能源消費結構、保障能源供給帶來了重大挑戰。

　　挑戰一，實現碳中和的難度遠大于其他發達國家。目前全球40多個實現碳達峰的國家，基本都是因產業和能源結構變化及城市化完成等而自然實現的，而中國提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則是自我施壓、主動承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全球平均需53年，美國需46年，西方發達經濟體平均超過70年，而中國只有30年。時間更緊、減排幅度更大、任務更艱巨，自主減排的速度和力度都遠遠超過發達國家。

　　挑戰二，能源結構偏煤凸顯減碳與保供矛盾。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費結構雖有明顯改善，但仍以煤炭為主。一方面，煤炭燃燒碳排放占能源相關碳排放量的79%，“減煤”成為低碳轉型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作為主體能源，煤炭仍是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石。如果“減煤”速度過快、力度過大，在短期內將不可避免給能源供應安全帶來沖擊。2022年前三季度，全口徑煤電發電量同比增長0.6%，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長9.2%，煤電發電量占全口徑總發電量的比超過50%，這表明，煤電仍是當前我國電力供應的最主要電源。盡管煤炭占比下降較快，煤炭消費將在“十四五”期間達峰，但在2035年前仍將是中國第一大能源。碳中和目標下，既需要控煤減碳，又必須“托底保供”，能源安全保障與低碳發展協調難度顯著增大。

　　挑戰三，資源稟賦與發展水平差異推高政策風險。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國情較為復雜，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資源稟賦不均，碳中和起跑線不同。在推進低碳轉型的進程中，如果應對措施不能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或將對當地經濟發展、能源供應及社會民生等帶來沖擊。

　　挑戰四，各種新型能源安全風險逐步顯現。中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和利用規模居世界首位，擁有全球70%的光伏和40%的風電產能，是光伏和光熱發電的最大市場，而在當前技術條件下，風電光伏的大規模并網會增加電力系統的間歇性和不穩定性，提高系統成本和能源供應風險。同時，能源電力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迅速發展也使能源系統和設施面臨的網絡攻擊風險增大。

　　《環球財經》：在新的國內外形勢以及實現碳中和目標的背景下，您剛才也談到，我們需要有新的能源安全觀，請問能否具體闡述其內涵?

　　王思強：實現碳中和是一個多約束條件下的多目標尋優及動態平衡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能源安全的內涵，增加了能源安全的保障難度。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實現碳中和目標下更高質量的能源安全。

　　第一，樹立“大能源安全觀”。為應對碳中和進程中傳統與新型能源安全相交織的挑戰，需要“超越”能源看能源安全，積極倡導全方位、多層次和高水平的能源安全觀。

　　一是注重新型能源安全。能源安全不等于油氣安全，傳統的能源安全主要關注石油安全，但現代能源安全風險不僅限于煤炭和油氣等傳統化石能源安全，還擴展到電力安全、能源網絡安全和關鍵礦產安全等領域;二是強調綜合和系統能源安全。傳統的能源安全主要側重供應安全，而現代的能源安全更注重能源體系的清潔低碳和安全高效，特別是在考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時，需要超越個別能源種類以考慮整個能源系統的安全;三是統籌安全與發展。2021年下半年的全球“能源荒”表明能源安全依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碳中和目標的實現離不開低碳發展與能源安全的平衡。能源安全的保障也需要考慮綜合成本與代價，不能用絕對安全替代動態安全，更不能用戰時能源安全思維處理和平時期的能源安全風險;四是以利益融合推動共同安全。俄烏沖突中的能源地緣博弈表明，相對于所謂的“能源獨立”“脫鉤”及“擺脫對外能源依賴”，從更長遠的時間跨度和全方位的視野看，推進利益融合、相互依賴更能降低能源制裁和禁運等風險，增加反制能力和籌碼，更好保障能源安全。

　　第二，穩妥推進低碳轉型。實現碳中和既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需要各行各業協調共進;又是一個長期和漸進的過程，需要把握減排節奏和力度，避免或減少德國式激進能源轉型引發的各種能源供應風險。

　　一是堅持循序漸進原則。先立后破，穩妥推進煤炭等化石能源的退出和存量“雙高”項目的調整。糾正“運動式減碳”，避免“一刀切”式限電限產，在維持經濟社會平穩運行的基礎上，分階段、分步驟甚至是分地區推進雙碳目標;二是推動能源消費革命。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節能降碳，強化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大力推廣節能提效，通過生產、貿易、運輸及消費等環節控制能源消費總規模。完善節能減排財政稅收優惠政策，強化節能減排監督檢查考核;三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淘汰落后產能，對傳統產業實施技術改造和科技創新，加快工業綠色低碳改造和數字化轉型。發展高技術產業，完善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促進制造業向中高端邁進。大力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十四五”推動煤電節能降碳改造、靈活性改造、供熱改造“三改聯動”，預計合計改造六億千瓦，有序淘汰落后煤電。

　　第二，加快能源強國建設。提高國家能源綜合實力，不僅是能源強國的重要內涵，也是經濟和能源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更是能源安全的重要依托。一是加強能源自主能力建設。加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推動重要能源基地和設施建設。做大做強新能源產業，大力推進以沙漠、戈壁、荒漠等為重點的大型風電光伏基地建設，“十四五”期間規劃裝機容量約4.55億千瓦;二是建設新型能源體系。促進終端用能電氣化，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加強源網荷儲協同發展，推動風光水火等多能互補，構建智慧協同、多能互補、多網融合的智慧能源系統。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1年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達到11億千瓦，水電、風電、光伏、生物質發電裝機規模穩居世界第一;三是推動能源科技創新。增加能效提升、智能電網、高效安全儲能、氫能等核心技術的研發投入，加大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等攻關力度，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能源技術創新體系，提高重大能源技術裝備開發能力。

　　第三，加強多邊國際能源合作。加大能源領域開放力度，推進國際能源貿易、投資與戰略合作布局多元化：一是推進全球能源治理。積極參與傳統國際能源治理機制，共同推動傳統能源治理機制相關結構性改革，協商共建新的能源合作平臺，積極參與國際能源市場價格體系;二是推進綠色能源與低碳轉型國際合作。加快綠色“絲綢之路”建設，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升綠色發展能力，共同探索新能源與新型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綠色低碳產業的國際交流與合，完善相關貿易、投資和融資體系。

　　全球科技發展方向深受科學研究范式變革的影響

　　《環球財經》：如您前面談到的，目前全球已實現碳達峰的國家基本都是因產業和能源結構變化及城市化完成等而自然實現的，中國提出雙碳目標是自我施壓、主動承諾，對此，我們的理解是，這是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興起的背景下，以目標倒逼國內的科技創新和技術轉型。您如何看待全球科學技術發展態勢?

　　王思強：參考我的良師益友、中國科學院李靜海院士的觀點，可以總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興起，學科交叉融合大勢所趨，創新驅動已成全球共識，化解全球重大挑戰需要廣泛合作。當前，科學研究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全球科技發展方向將深受這一變革的影響。一是研究內容已由靜態平均向動態結構過渡，由局部現象發展到系統行為;二是研究方法已由傳統的定性分析逐步向定量預測轉變，從單一學科不斷發展為學科交叉，從數據處理延伸到人工智能，從單純的模擬計算演變到虛擬仿真;三是研究范疇由知識區塊拓展到知識體系，從傳統理論延伸到復雜性科學，從追求細節發展到尺度關聯，從多層次的分科知識演變到探索共性原理。

　　這些變化表明，傳統的科學研究在激烈競爭中獲得發展的機會將越來越少，只有主動適應范式變革才能占據更多發展先機。新范式下除繼續深入了解細節外，還必須進一步認識細節如何相互作用及其與整體行為的關系，并關注由此產生的復雜動態變化等。這是范式變革的要義之一，應引起各學科領域的充分重視。客觀來講，范式變革時期的機會對各國是均等的，無論是科技強國還是后發國家，都是站在同一新的起點，就看誰善于搶占先機。

　　《環球財經》：在科研發展路徑上，您認為最值得重視的趨勢是什么?

　　王思強：近年來，科學研究要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單一學科的理念、知識、方法、工具等已不足以破解那些重大的科學難題，學科交叉研究已成為大勢所趨，同時學科也會動態演變。基礎研究重大成果的產出也大多具有鮮明的學科交叉研究特征。以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為例：經粗略統計，1901~1920年獲獎的成果中具有學科交叉研究特征的占比約為19%。21世紀以來，這一比例增至40%以上。特別是諾貝爾化學獎，2001年以來獲獎成果約三分之二具有學科交叉特征。

　　加強學科交叉是基礎研究發展的重要趨勢和方向，促進跨界和學科交叉融合是各國對未來發展方向的共識。擺脫慣性、優化學科布局、促進交叉迫在眉睫，應引起高度重視。

　　突破“卡脖子”，關鍵在于加強基礎研究

　　《環球財經》：當今世界國家的主要競爭，主要體現在科技競爭上。近年來，我國屢遭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在高精技術方面的“卡脖子”。作為長期在能源領域主持科技裝備工作的領導，目前又擔任“科創中國”投資聯合體聯席理事長，您認為我們屢遭“卡脖子”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王思強：“卡脖子”表面上主要表現為技術領域的困難，但實質上這些困難往往歸結于技術瓶頸背后具體核心科學問題的制約。對于這個問題，很多專家都曾經表達過類似的看法，說到底是技術背后的基礎理論沒有搞清楚。近年來我國在基礎研究上做了很大的投入，也取得了很多成績，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這里是有歷史原因的。

　　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基礎研究產生革命性突破的基礎之上的。看世界科技發展史，抓住科技革命機遇的國家，引領科技革命，改變世界格局，其實力也會隨之顯著躍升。

　　16世紀以來共發生五次科技革命，包括兩次科學革命和三次技術革命。兩次科學革命，一是以經典物理學體系等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發展，成就了第一次科學革命，第二次科學革命則由以量子力學、相對論、DNA雙螺旋結構等重大理論創建為標志的科學變革引發。三次技術革命分別是：第一次科學革命中力學等科學的進步，為以蒸汽機的發明及應用為標志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奠定了科學基礎，英國正是抓住了這次機遇成為工業強國。其后，電磁波理論等方面的發展推進了以電力技術和內燃機的發明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德國和美國等正是抓住這次機遇先后成為新的工業強國。而第二次科學革命中的量子力學、相對論等的突破和科學的整體進步，為以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技術、空間技術等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提供了知識源，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抓住機遇獲得持續發展，日本也抓住這次機遇成為工業強國。遺憾的是，我國與歷史上的這幾次發展機遇失之交臂。這也是我們目前在基礎研究上仍然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環球財經》：您認為我國目前在基礎研究上主要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王思強：李靜海院士曾撰文《抓住機遇推進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里面談到的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我也是高度認同的：

　　一是投入持續增加，但多元投入機制尚未形成。

　　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持續增長，從2011年411.8億元增至2018年1118億元，年均增長15.34%，增速顯著高于美、英、德、法、日等國家。盡管如此，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仍然不足。年度投入雖僅次于美國，但與其(2017年為922.31億美元)仍有較大差距。況且基礎研究需要長期的積累，僅從近20年累計投入看，我國與美國、日本的差距仍然較大。需要強調的是，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比例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據統計，2018年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比例為5.69%，即使考慮統計口徑不同的因素，也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一般為15%上下)。

　　當前，雖然國家高度重視基礎研究，持續加大中央財政投入，但社會甚至部分科研人員對基礎研究重要性的認識仍然不夠，基礎研究的投入結構問題比較突出，甚至有的投入并未真正用于基礎研究，這已成為我國的短板。以企業基礎研究支出為例：2017年，美國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占該國基礎研究總支出的比例為28.38%，而我國僅為2.97%;美國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占企業研發總支出的比例為6.59%，而我國僅為0.21%，差距十分明顯。近年來，地方和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的積極性增強，如何集成各方資源解決共性問題，需要設計好多元投入機制，才有利于投入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我國的基礎研究產出數量持續增長，但質量有待提高。

　　據統計，2017年我國發表論文32.39萬篇，占世界總數的16.7%，居世界第二位。2008~2018年的10年段論文被引用總次數也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由于低影響力論文所占比例不小，我國論文篇均被引用次數(10次/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61次/篇)，學科規范化的引文影響力剛剛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仍顯著低于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第一梯隊國家，與印度等同處于第二梯隊。這說明低影響力論文影響了整體水平。當然，引用并不能全面反映論文影響力，但無論如何，低影響力論文占比過高的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關注。作為科學后發國家，量的積累是必經過程，但現在到了重視提升質量的發展時期。

　　近年來，我國基礎研究取得了一批世界矚目的成果，如鐵基超導材料保持國際最高轉變溫度、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多光子糾纏、中微子振蕩、干細胞、利用體細胞克隆獼猴等取得重要原創性突破。2015年屠呦呦5因發現青蒿素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實現了本土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獲諾貝爾科學獎零的突破。但是，目前我國仍然是跟蹤研究多，原創性和引領性研究少，沖擊重大科學難題的勇氣和能力不足，重大原創成果僅呈現出點的突破，解決“卡脖子”問題的能力明顯較弱，基礎研究產出質量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

　　三是人才隊伍規模宏大，但第一資源作用有待強化，科學領軍人才仍然不足，對國際頂尖人才的吸引力也有待提高。

　　四是學科布局相對完整，但劃分過細不利于交叉融合。目前我國共分13個學科門類，下設一級學科111個，二級學科375個。在國家標準學科分類中，三級學科有2382個。同樣，從科學資助機構項目申請代碼看，各國科學基金會申請代碼均少于500個，而我國自然科學基金2018年的三級申請代碼有2111個。劃分過細的申請代碼不利于學科交叉，已不適應當前發展需要。但如何調整，還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五是評價體系基本確立，但評價實踐仍然有所偏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建立以科技創新質量、貢獻、績效為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當前，我國初步建立了基礎研究的評價體系，但具體評價實踐中一定程度存在三個方面的偏離。(一)評價標準偏離科學本質，存在“一刀切”“重數量、輕質量”等現象;(二)評價過程偏離科學規范;(三)評價結果偏離科學屬性，存在人才“標簽化”以及與待遇過度掛鉤等問題。

　　同時，我們要注意到，美國、歐盟、英國、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家和組織對基礎研究高度重視，不斷推出發展戰略，調整科技政策，增加科技投入。美國連續三次發布國家創新戰略;歐盟啟動地平線歐洲計劃;英國注重研究與創新的整體化設計，將基礎研究到商業創新納入統一資助框架;俄羅斯出臺科技發展戰略;日本強調以國際化視野推進基礎研究，支持風險高、挑戰大的研究，拓展多元投入;韓國提出到2022年基礎研究預算翻番，注重建設科技創新生態系統。

　　國際科技競爭的關口已經進一步前移到基礎研究，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迫切的認識!

　　《環球財經》：您認為，當前基礎研究的新趨勢主要有哪些?

　　王思強：立足于前面所談到的思考基礎研究的時代內涵，我認為應該關注四個方面的趨勢。

　　首先，既要包容認知的多樣性，又要確保“基礎研究”核心要義的一致性。其次，要重視基礎研究與應用的關系。基礎研究已不僅僅是好奇心驅動，應用需求牽引也越來越明顯。

　　再次，要關注基礎研究對技術和工程的實質性支撐。要解決“卡脖子”問題，必須要突破核心科學問題。

　　最后，要注意融通創新的發展趨勢。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創新等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近年來關于ABC原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和SED原則(科學、工程與設計的融合)的討論越來越多，非線性互動、融通創新等理念也愈加得到重視。

　　《環球財經》：基于上述趨勢，您認為當前應該如何深化對基礎研究的認識?

　　王思強：第一，鼓勵探索，突出原創。指科學問題源于科研人員的靈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鮮明的首創性特征，旨在通過自由探索產出從無到有的原創性成果，即“從0到1”。如：相對論促進形成了科學的時空觀，對現代物理學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二，聚焦前沿，獨辟蹊徑。指科學問題源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熱點、難點和新興領域，且具有鮮明的引領性或開創性特征，旨在通過獨辟蹊徑取得開拓性成果，引領或拓展科學前沿。如：藍光LED突破紅、綠LED的局限，使白光照明成為一個大的產業，大大提升了電能利用的效率。

　　第三，需求牽引，突破瓶頸。指科學問題源于國家重大需求和經濟主戰場，且具有鮮明的需求導向、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特征，旨在通過解決技術瓶頸背后的核心科學問題，促使基礎研究成果走向應用。如：青蒿素的研發就是需求導向，其突破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第四，共性導向，交叉融通。指科學問題源于多學科領域交叉的共性難題，具有鮮明的學科交叉特征，旨在通過交叉研究產出重大科學突破，促進分科知識融通發展為知識體系。如：對于人工智能的科學原理，需要各學科合作共同予以突破。

　　《環球財經》：針對我國現在在基礎研究方面的不足，您有何建議?

　　王思強：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工作，他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這與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的要求是一以貫之的。

　　我認為，要切實有效地促進我國的基礎研究大發展，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提升：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注重統籌協調，明確發展思路。這一點，從3月7日國務院公布的科技部改革方案可以明顯看出。改革方案指出，加強科學技術部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科技創新全鏈條管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等職能，強化戰略規劃、體制改革、資源統籌、綜合協調、政策法規、督促檢查等宏觀管理職責。此次對科技部的重組，表明了國家集中科技攻堅一批重點難點項目的決心。本輪機構改革后，可以看到，科技部的頂層設計職能進一步強化，科技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將進一步健全，也表明了我們突破“卡脖子”關鍵科研科技領域的決心。

　　二是持續深化改革，增強科學理性，搶抓發展機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領域改革的重要指示，充分利用科學研究范式變革和學科交叉融合的機遇，打破傳統和慣性思維，與時俱進謀發展。

　　三是響應發展趨勢，加強前瞻部署，大力鼓勵原創。這不僅要求我們必須充分重視科學研究范式變革帶來的科學研究內容、方法和范疇的變化，明確應對范式變革的重大方向;還要主動響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趨勢的引導性策略，鼓勵科學界擺脫慣性思維，打破學科界限，充分交叉融合以產生新思想;也要結合需求導向，強化原創突破的思維，防止泛泛而談需求和挑戰而未深入科學實質的傾向;更要營造良好創新環境，建立追求卓越科學的制度和文化。

　　作為科技創新之源，基礎研究關乎我國源頭創新能力和國際科技競爭力的提升，決定著世界科技強國建設進程。在此背景下，深刻認識基礎研究的重要作用和時代特征，理性客觀地分析發展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充分自信地探索推進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刊發于《環球財經》2023年04月刊 作者 | 林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