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村落的戶用分布式光伏發電系統，到牧區的地面集中式光伏發電系統，不同尺寸的光伏板正把“陽光紅利”送向千家萬戶。據估算，一塊面積2.58平方米、峰值功率達550瓦的光伏板，在不考慮損耗的情況下，一年發電量通常為660度，相當于節約標準煤約215千克。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后破，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2020年9月，我國明確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拉開了中國“雙碳”時代的序幕。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的降幅，用全球歷史最短的時間實現“雙碳”目標。而這一年4月，光伏發電已開始為珠穆朗瑪峰的通信基站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在最大限度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節約運營成本。

光伏發電，這個最早應用于航天領域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已逐步拓展至工業、通信、能源、交通、建筑、農業等多領域。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戶用光伏已經成為我國如期實現“雙碳”目標和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力量。

新的發展階段已經到來。近期，生態環境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翟青介紹，2021年全國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12年下降了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從68.5%下降到56%。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模、新能源汽車的產銷量均居世界第一。

而作為新能源發展的主力，光伏產業的發展前景更為廣闊，正“照亮”著未來零碳生活的無限可能。

綠色創業破浪前行

不少早期投身光伏產業的人如今被稱為“綠色創業者”，他們見證著我國光伏產業從原料、設備和市場“三頭在外”，到產業鏈基本實現國產化、產量與裝機規模攀升。

工信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光伏產業鏈主要環節多晶硅、硅片、電池、組件產量分別達50.6萬噸、226.6吉瓦、197.9吉瓦和181.8吉瓦，產量全球占比均超過70%；光伏新增裝機54.88吉瓦，連續9年位居全球首位。

但我國光伏產業走到這一步過程曲折。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何杰用“起步、調整、回暖、崛起”描述國內光伏產業近20年來的發展階段。

2007年，一批成長起來的國內光伏企業推動了我國光伏制造業規模迅速壯大，之后成為典型案例的無錫尚德就位列其中。也是在2007年，我國太陽能電池年生產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制造國。這之后，光伏產業繼續增產擴容。有數據顯示，2010年，前五大光伏電池生產商中有4家中國企業，前五大光伏組件生產商中有3家中國企業。

但從2011年起，隨著歐洲市場萎縮，歐美對中國光伏企業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我國光伏產業接連遭到嚴重沖擊，一批光伏企業進入到調整期。

后來不少學者在回顧我國光伏產業發展過程時，都對調整期中一些企業的消亡印象深刻。在何杰看來，這是新興產業生命周期中震蕩期的普遍現象，對于新興產業中的大多數企業而言，在產業震蕩期中要重點處理好產品創新與流程創新之間的關系，確保自己在主導設計產品中具有生產效率優勢。而對于其中的優秀企業而言，在經營決策中尤其要注意做強主業、做好現金流管理。

何杰還分析了產業政策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認為在市場失靈時產業政策應積極有為，但也需建立相應的退出機制，合理確定產業政策的退出時間，科學把握退出節奏。

實際上，備受從業者、學者關注的產業政策也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摸索之中。從事能源經濟和企業管理研究的魏政曾分析過危機帶來的政策機遇，光伏企業遭遇寒冬后，財政部、工信部、商務部、國家能源局四部門于2012年10月底啟動幫助光伏企業“過冬”的一攬子計劃。

而針對當時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政府也作出了及時調整與規劃。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原副理事長孟憲淦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將相關政策稱為“一打一拉”政策，認為“打”的是產能過剩，“拉”的是開辟國內市場。

光伏扶貧助力國內市場培育

相關產業政策的刺激讓國內光伏市場的熱度有所上升。10年前，擺在光伏產業從業者面前的一大問題就是刺激國內市場需求。魏政分析稱，盡管當時我國光伏產品生產能力已接近全球產能的一半，但國內市場仍然沒有全面啟動。

而2014年國家層面開始推行的光伏扶貧工程，無疑為國內光伏市場的培育提供了助力。當年由國家能源局和國務院扶貧辦聯合制訂的工程工作方案中，光伏扶貧被定義為扶貧工作的新途徑與擴大光伏市場的新領域，“具有明顯的產業帶動和社會效益”。

此前，國內多部門已相繼出臺一系列光伏政策細則，對產業發展中的各類瓶頸提出解決方案，有評論稱，有利于國內市場發展的大環境已逐漸形成。

光伏扶貧工程實施后，一塊塊深藍色的光伏板，出現在山坡、荒地與村落。當時工程的首批試點省份之一山西，逐步建成了晉南地區最大的光伏發電站，光伏電板就鋪在芮城縣北部中條山的南面荒坡上，一時間“邀請太陽，點亮芮城”的標語，在當地隨處可見。

被“照亮”的還有地處西北內陸的寧夏回族自治區。有人將當地荒灘上發展起來的光伏電站稱為“藍色海洋”，得益于“農光互補”，“上面發電，下面種枸杞”的共享模式為許多人提供了就業新出路。

而伴隨國內光伏市場的逐步啟動，光伏產業的相關技術也迎來升級，光伏發電的成本不斷降低，經濟性逐步顯現。有學者兩年前對西部集中式和東部分布式光伏發電平準化度電成本進行了研究，發現在考慮輸變電成本時二者成本相當，度電綜合成本分別為0.29-0.37元和0.36-0.46元，均已基本達到無補貼標桿電價平價上網的標準。

實際上，自2021年我國新能源進入平價上網無補貼階段以來，光伏發電項目正加快融入電力市場。也正是這一年，我國提出要深化電力體制改革，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

在2021年9月公布的全國整縣（市、區）屋頂分布式光伏開發試點名單上，老工業基地徐州有8個區縣位列其中。據國網江蘇省電力有限公司工作人員介紹，“光伏徐州”工程正利用當地大型工業園區、商業綜合體、公共建筑及居民區等屋頂資源，推廣分布式屋頂光伏發電項目。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司長李創軍在解讀今年發布的《關于促進新時代新能源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時提到，當前新能源發展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參與電力市場交易的機制不健全，“要推動新能源大規模、高比例、市場化、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而其中的市場化發展，即由補貼支撐發展轉為平價發展，由政策驅動發展轉為市場驅動發展。

新能源的跨界融合

如今，身處新能源發展的新階段，光伏產業的應用版圖仍在繼續擴大。10多年前人們設想的太陽能使用場景有的正在實現，這其中就包括建筑與光伏一體化。

以超低能耗為特點的冬奧場館“冰凌花”，就融入了光伏發電技術。來自國網北京電力公司的數據顯示，該場館的光伏發電項目總容量約600千瓦，共安裝光伏發電晶硅組件1958塊，在項目壽命期內預計平均每年可產生清潔電力約70萬千瓦時。項目每年可產生的清潔電力相當于節約標準煤252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697.8噸。

“市面上新推出的光伏組件產品已在光伏陽光房的建造中得到廣泛應用。”中建八局蒙蘇經濟開發區隆基新能源科技產業園項目總工程師李亮亮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建筑與光伏一體化通常包括一體化設計、一體化制造和一體化安裝，其優勢在于不額外占用土地，不影響建筑的采光，在滿足安全性的同時安裝方便、使用壽命長。

在他看來，新能源的發展帶來了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需求，一方面新能源項目的建設體量在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建筑企業也在逐步適應“綠色項目綠色建”的新要求。李亮亮此次負責的承建項目正是來自一家行業優勢企業隆基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者將包含單晶硅棒、硅棒切片、光伏電池、光伏組件生產在內的全產業鏈項目落地內蒙古自治區。

更多的跨界融合在技術支撐下完成，水光互補、農光互補、漁光互補等模式正在多地實踐，讓發電站成為“優質牧場、漁場”。在創造生態效益方面，光伏發電技術還被用于治沙、治理煤礦沉陷區等。

此外，不少學者和從業人員還關注到儲能技術在跨界融合中的重要性，認為彌補光伏發電不穩定性的有效方式，就在于發電側配套儲能的完善。用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的話來說，“我國大規模儲能、氫能等技術不斷取得新進展，為推動能源發展變革提供更有力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