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源消費為基礎，大氣污染防治與應對氣候變化同根同源，在規劃目標、治理主體、實際措施等方面有著諸多共同點，推動大氣污染深入治理

“近年推出的'大氣十條'行動、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等，讓空氣質量改善非常明顯。但目前，治理正進入相對困難的瓶頸期，越到后期、難度越大。若把現行措施比作'地面攻打'，如今僅僅靠地面力量已經越來越費勁，急需呼叫'空軍'支援，為深度治理大氣污染提供強有力的推動。”臨近“十三五”末，大氣污染防治迎來階段性收官，在談及治理現狀時，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賀克斌如是說。

賀克斌口中的“空軍”，是指當下備受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為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產業、能源、交通及用地結構調整是必須觸碰的難點，而它們的結構調整恰恰又與'減碳'緊密關聯。碳減排目標及碳中和愿景，為進一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提供了現實可行性，藍天與低碳的目標應協同推進。

大氣污染格局發生變化

以“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兩項大氣環境約束性指標——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為參照，治理進展有目共睹。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遠航給出一組數據：2015年，PM2.5達標城市有106個，截至去年，這些城市的PM2.5濃度平均再降10.8%，其中75個城市已無重污染天氣。當時未達標的231個城市，到去年PM2.5濃度平均下降22%，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標。最新統計雖還沒出，但從今年情況看，完成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的概率很大，預計可圓滿完成“十三五”目標。

但張遠航同時表示，受多重因素影響，大氣污染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由污染源直接排放到大氣中的一次污染物濃度下降，二次污染特征日益凸顯。“多污染物+多介質+跨行業+全過程”的協同防控，顯得越來越重要。

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也稱，藍天保衛戰雖已取得階段性勝利，但我國大氣污染防治仍整體處于初期階段，與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10微克/立方米指導值差距很大。“為此，我們進一步提出氣候友好的大氣污染防治策略，協同控制大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突出以降碳為源頭治理的'牛鼻子'。”

而在協同控制過程中，能源被視為重中之重。賀克斌表示，要達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提出的PM2.5濃度一級標準，即15微克/立方米，不與減碳結合是非常困難的。“其中，能源結構調整將做出最大貢獻。要實現15微克/立方米，70%左右是能源結構調整的貢獻；要降到10微克/立方米，貢獻則在75%以上。”

能源是二者協同的基礎

藍天與低碳為何能夠協同控制？記者了解到，二者“同根同源”，在規劃目標、治理主體、實際措施等多方面相互滲透。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中心主任熊華文表示，從城市排放清單來看，70%以上的大氣污染物排放與生產、生活用能緊密相關；在溫室氣體排放中，來自能源部門的貢獻占到72%左右。能源是空氣質量與溫室氣體協同控制的基礎，二者同等重要。2020年前，以空氣質量改善為主，帶動二氧化碳減排；隨著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今后將更偏重以碳減排推動大氣污染防治。

以機動車污染為例，郝吉明表示，我國不斷推動“車-油-路”一體化的污染控制進程，排放標準也與國際最嚴接軌。通過多項措施，交通領域氮氧化物排放削減約60%、揮發性有機物等其他污染物削減量超過80%。而上述措施，對于機動車排放達峰、低碳交通發展而言同樣關鍵。

“我國已成為全球電動汽車產銷第一大國，2017-2019年，電動車銷量占據全球市場半壁江山。通過全生命周期的分析顯示，直至2030年左右，電動汽車發展將對空氣質量、人體健康和溫室氣體減排產生綜合效益，且推廣成本遠低于溫室氣體減排單一措施所付出的成本，經濟上也有合理性。”郝吉明稱。

以能源為基礎，二者在治理目標、路徑及實施主體等方面也有諸多共同點。熊華文舉例，空氣質量改善目標與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均已納入國家規劃體系，且統一劃歸至生態環境部進行管理。再如，高耗能企業同為二者的治理重點，產業結構調整、能耗強度和總量“雙控”等措施基本相通。

重點在于加快能源轉型變革

結合碳中和目標，專家提出應多方推進協同治理，重點是加快能源轉型變革。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大氣所所長雷宇建議，從區域、 部門和措施等角度入手，將大氣治理融入減碳行動。“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和汾渭平原，目前已是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這些區域加上廣東省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53.4%。'十四五'期間應繼續作為重點，通過區域協同管理實現雙重效應。”

電力、鋼鐵、工業鍋爐和民用散煤等，既是耗能大戶，也是碳排放大戶，以能源結構調整為抓手也將取得較好的控制效果。雷宇舉例，2016-2019年，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共推行清潔取暖改造約1500萬戶，減少煤炭消耗2505萬噸，使人口加權平均PM2.5濃度下降10.7微克/立方米，同時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749萬噸。“實際上，很多大氣污染防治措施對減碳同樣有用，尤其是直接針對用能方式的調整，此前只是沒有充分整合。”

熊華文提出，為實現平穩、提前達峰，低峰值水平達峰，協同控制既要定準方向、打好基礎，也要杜絕達峰前的逆向沖刺。“能做的，必須盡快做、盡早做；暫不具備條件的，提前謀劃布局。”

“我國尚處經濟上升期、排放達峰期，碳排放量雖在不斷下降，絕對量卻依然很大。碳中和要求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在2060年前實現根本性轉變，即一次能源結構非化石化、能源綜合利用高效化，任務艱巨性前所未有。”郝吉明表示，以2030年前碳達峰為目標，倒逼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和生態環境質量協同改善。到2035年，若能將溫升控制在2攝氏度，可帶動約1/4的PM2.5減排；若進一步實現1.5攝氏度情景，PM2.5濃度可繼續降低1/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