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我國“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實施的元年。
拉閘限電、能源產業鏈價格高漲、碳交易啟程、電力價格機制改革突圍、分布式光伏整縣制“躍進”、能源保供、“雙碳”路徑糾偏、新型電力系統。在一個個關鍵詞的背后,承載著能源產業跌的宕起伏,那些意料之內和超乎預期的變化,無不昭示著中國能源在這一年已經進入峽灣的轉角處。
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2020年,中國石油消費總量7.02億噸,煉油能力8.7億噸,天然氣消費3238億立方米,全社會用電量75110億千瓦時,總能耗49.8億噸標煤。在22億千瓦的發電裝機中,火電裝機12.5億千瓦,水電3.7億千瓦,風電2.8億千瓦,光伏2.5億千瓦。2021年底,風電、光伏裝機總量將超過6億千瓦。
從制造能力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設備制造國。風電裝備制造、光伏產業鏈技術儲備和產能布局、源網荷儲氫基地規劃等均遙遙領先。但是,2021年“雙碳”戰略剛剛啟程,能源版圖下傳統能源與新能源、煤電舊矛盾與電力系統新挑戰之間的較量,便以“缺電”這一相對激烈的方式呈現出來。
時間走到2022年的開篇,我們需要審慎思考2021年危機背后的癥結。在“碳中和”國家戰略的實施進程中,我們應該堅守什么底線?在能源產業步入轉角處,我們又需要走什么樣的路線?清潔能源與化石能源應該以什么方式共贏共處?新型電力系統的構建,需要什么樣的生態來支撐?
猝不及防的缺電來襲
2021年9月,國內局部地區的缺電并不是突然來襲。在2021年1月的寒潮中,由于采暖負荷劇增,蒙西、江蘇、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均采取有序用電策略;2021年5月,云南、廣東、廣西相繼實行有序用電。實際上,有序用電是供電緊張的另一種表述。
從國內電力發展歷程看,斷電、“拉閘限電”并未徹底消失。此次供電緊張尤其以西北地區最為普遍,在國內電力生產與消費逆向分布的格局下,這些新能源富集省份電力需要外送實現消納,并與受端省份簽訂送受電協議,通過特高壓外送。盡管送端市場出現電力緊張,但為了保障電網系統安全,特高壓外送負荷仍然不具備壓減空間。
2021年9月23日,一份由國家電網東北電力調度中心簽發的東北電網拉閘限電預通知單信息顯示,全網頻率調整手段已經用盡,魯固直流送山東、高嶺直流送華北線路不具備調減空間,系統頻率低于49.8赫茲。根據相關文件規定,為保證東北電網安全運行,采取事故拉閘限電。
2021年9月的缺電引發中央和全社會的廣泛關注,部分地區民生用電亦在所難免。在本輪大規模供電緊張出現之前,不少專家學者、媒體均對電力短缺做出預警。《能源》雜志在8月份刊發文章《電荒預警》,引發行業內廣泛關注。
電力供應緊張令能源管理部門、發電企業、電網企業、終端用戶措手不及,也將中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猝不及防地進入新的轉角。
從電力系統安全穩定的視角看,新能源裝機規模的增加帶來了一定不確定性。電網企業內部人士認為,近年來新能源高速發展,對電力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帶來挑戰。“問題是,大家沒想到問題來得這么快,也不敢否定新能源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電力系統發展總體來看是越來越好的,重提缺電、乃至電荒,并不合適。”
其背后的主要動因是,新能源占據了能源行業的“輿論話語權”,在“雙碳”戰略下,清潔能源的戰略地位不斷提高。但這絕對不意味著化石能源的地位應該一落千丈。在減碳、降碳“一刀切”式的運動中,清潔能源在電力系統中的話語權愈來愈高,煤電、煤炭“人人喊打”,以至影響政府決策和企業投資策略。
在缺電、能耗雙控等外部因素影響下,2021年下半年以來煤價高漲,煤電企業陷入虧損境地。國內煤電供需寬松的格局,在不經意間被打破。
能源產業鏈價格“失控”
能源供應鏈原材料價格大漲是2021年的重要表征。硅料、煤炭是價格上漲的重要產品,供需緊張、能耗雙控是驅動力,全球貨幣寬松是另一個誘因。
以硅料為例,由于上游硅料供應短缺,難以支撐硅片高需求,硅料價格自2021年初一路飆升,由8萬元/噸上漲至30萬元/噸的高價,“擁硅為王”成為光伏產業鏈利潤分配的叢林法則。
硅料價格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下游光伏電站的建設進程。從硅料、硅片到電池片、組件,光伏產業鏈成本在不斷向下傳遞。2021年三季度以來,新增并網的光伏基地項目并網節奏明顯放緩。
高價刺激之下,上游企業也開啟了一輪擴產狂潮。2021年底,保利協鑫、通威股份、新特能源、新疆大全等硅料企業產能為60萬噸左右,2022年底預計達110萬噸以上。可以預見,隨著新產能的投產,硅料價格由于供大于求將再度快速下滑。緊接著產能收縮,再之后又是一輪供需失衡——漲價——擴產。
能源行業總是呼吁供應鏈健康發展,但從實際的結果來看,一旦行業進入了高利潤時期,企業自然把健康發展甩在了腦后,擴充產能、搶占市場份額成為首要的任務。
與此同時,煤炭價格自2021年以來大幅上漲,5500大卡動力煤市場價格由年初500元/噸攀升至2000元/噸的高位。在國家能源管理部門的強勢干預下,煤炭價格快速回調。2019年12月3日,全國煤炭交易會公布《2022年煤炭中長期合同簽訂履約工作方案(征求意見稿)》,方案提出煤炭中長期合同5500大卡動力煤基準價為700元/噸,并設定浮動范圍為550元~850元/噸。
對煤價的管制,目的還是長期以來存在的煤電矛盾。在現行體制下,煤電矛盾的根本癥結是煤與電價格的割裂。煤炭價格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電價雖然不斷突破基準價的限制,但距離能漲能跌的電價形成機制還有很長的路。電力供應短缺的根本出路,還是需要回到電力體制改革,需要電價市場化破局。
能源安全是經濟社會穩定運行的基礎,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2022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要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能源安全穩定是首要問題。
既然需要穩中求進,能源價格就不能無序上漲或暴跌。如果市場失靈,行政調控就不能缺位。“雙碳”戰略的實施需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的原則,能源安全穩定是重中之重。
“雙碳”戰略緊急糾偏
回顧過去一年的采訪,筆者發現了一個現象:對于“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目標,業內不同的人士表達出了不同的觀點,有人十分樂觀,有人憂慮重重。這種割裂感在“2030碳達峰”的可行性上表現的尤為明顯。
和早已達峰的歐洲相比,中國能源消費不僅依然在上漲周期,經濟增長也對能源保持高依存度。2030年碳達峰意味著從2030年開始,能源消費增量都需要依靠零碳能源來完成。但是在遭遇了2021年的能源危機之后,這一目標的實現無疑困難了許多。
這背后有很多問題:經濟問題、技術問題、體制問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卻被忽略了——2030年碳達峰之后,我們會不會再出現一個新的碳排放峰值呢?
在各類報告、研究、討論中,我們天然地認為2030年碳達峰之后碳排放不斷下滑,直到碳中和實現的。從歐洲的歷史經驗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我們可能面臨碳排放曲線反彈的可能。
僅就2021、2022兩年來說,煤炭消費、碳排放都有可能出現同比增長的狀況,這就打破了碳排放單向下行的趨勢。當然,偶發性的碳排放反彈不會影響整個碳中和的進程。但這說明了一點,我們在減排問題上的思考邏輯存在問題。
2021年上半年,企業、政府都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減排計劃。一位行業內人士用“好像明年就要實現碳達峰一樣”來形容這場盛況,而現在我們更習慣于用“運動式減排”來描述這種畸形的減排方法。
運動式治理的方式古而有之。實現碳中和可以依靠運動推進么?我們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得出了答案:如果我們還需要健康發展的經濟,運動式減碳要不得。
減碳到底怎么減?減煤炭到底怎么減?在應對電荒和煤價飛漲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許多潛規則。不計入報表的“黑煤”、政府機構突擊式給原本不合法的產能補發“身份證”、不同煤炭產地成本天差地別。這些現實因素起碼說明了一點,現行的治理手段還存在著很多打補丁的空間。
單一揮舞“行政命令”無法達成效果,市場+行政結合無疑更加高效、具有可行性。例如煤炭去產能為了保證公平性,往往計算出每年去產能的總量,再平均分給所有煤礦。實際上有些煤礦成本高,不具有市場競爭力,應該多去產能,甚至關停。但為了保證就業等非能源因素,只能平均分配去產能指標。結果是,在長協煤漲價之后,還是有煤礦表示價格太低、成本太高、經營困難。這實際上降低了減碳效率,但暫時沒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
“碳中和”是一場長跑,問題暴露得越早,對實現碳中和目標越有利。2021年看起來難題一個接著一個,但我們收獲了“先立后破、安全兜底”等經驗。可以說,2021年是當之無愧“至關重要的一年。”(武魏楠)
來源:能源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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