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4日，清明節。下午2點收到侄女微信發來的視頻、照片和留言：“四爸，咱芮城的烈士陵園紀念館專門有紀念我老爺（我們老家把爺爺的爸爸叫老爺）的地方，還有咱老家原來的舊照。”打開圖片一看，果然是日思夜念的爺爺和熟悉的故居。

轉發侄女微信到姑姑家的小群中，過一會收到大姑在群里發來爺爺的幾張照片及留言：

“清明時節雨紛飛，迎著蒙蒙的細雨，我們來到西安烈士陵園。今年是父親誕辰100周年，我代表大家表達了對父親的思念之情，我們要傳承父親他老人家的優良品德和崇高精神。父親，我們永遠思念您！永遠懷念您！”

“在我們的生命中，有種寶貴的東西叫做父愛，我們會永遠懷念過去 ，懷念父親對我們的愛，在父親誕辰100周年之際，看到芮城烈士陵園紀念館紀念父親的內容，我們感到欣慰。我們永遠懷念父親！父親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優良的家風，崇高的品德，我們要發揚光大，代代傳承！”

稍后，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年已八十的二叔發了紀念爺爺的內容：“清明節，緬懷我們的父親（張凱），愿他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 “紀念父親誕辰100周年！”

2021年春節剛過那會兒，想著今年是爺爺的百年誕辰，應該寫點東西紀念他老人家過去對我們的關心、關愛，只是遲遲沒有提筆。清明期間看到家中長輩、晚輩分別在（老家）芮城、西安緬懷爺爺的百年誕辰，禁不住淚如泉涌，是時候寫點東西紀念爺爺張凱他老人家了。

在上小學之前，我并沒有見過爺爺，爺爺只生活在我們的耳朵里。記得70年代初期，有一年大年初二到母親的娘家（觀莊村）去拜年，一大早，爸爸或者是媽媽給我們兄弟和姐姐每人拿出一條洋氣的圍脖說是在西安的爺爺買的，姐姐的圍脖是紅色的，男孩子的圍脖則偏男性化的，只是各有不同的顏色和條紋。在那土布是農村唯一用度，而城里無論什么都要憑糧票、油票、布票的年代，一條不一樣的圍巾足以讓我們感受到從未謀面的爺爺神一般的存在和溫暖。

1974年，我上小學一年級的那年寒假，首次見到爺爺。一天，村里有人喊窯頂來了一輛車。一眾人奔上窯頂麥場，果然是一輛從沒見過的大巴，爺爺一行人提著行李從車上下來，隨著人流，下了碾子坡，直接走進我們家大門，直到所有人在窯里坐下來后，仍能看到有不少人擠著從大門口方向往屋里看。可以理解，那年月，在偏僻的村落里，誰家來了客人，周圍鄰居總會感到好奇，何況是一輛從未見過的大汽車帶回的客人——不，不是客人，是這家真正的主人和家長。

爺爺一行住在家里另一面窯洞。每天天一亮，幾位姑姑起床之后，就開始打掃院落，擦洗門窗，剛上小學的我，則是喜歡圍著爺爺問這問那，告訴爺爺，這個期末，數學考了95分。而爺爺在家里的那段時間，可能是家里這幾十年以來，最熱鬧的。每天都有不少人迎來送往，來往的人流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高瘦的小伙子推著自行車，帶著一位同樣高高瘦瘦的老太太走進家門。落座在我們居住的窯洞中，爺爺在那里招呼客人。我們小孩子坐在院子里老遠的地方，可以看到老太太坐下來后，一直在和爺爺講，直到很晚，倆人才離開。事后，爸爸講，那老太太的老公曾經是爺爺部隊的人，后來犧牲了，他們這次來，是希望爺爺能夠出面證明一下烈士身份，爺爺講他之前寫過證明，并且在檔案館查到過這份證明。后面幾天，連續來的人中，也有不少類似的人，而更多則是，家中有人生了病，曾經或者以后要到西安看病，專門來拜訪或感謝的。

那時候，農村衛生條件不好，孩子們滿臉的黑，袖口也被鼻涕抹得光亮，爺爺回來以后，姑姑們輪番給我們梳洗和理發。看到姑姑們皮膚白白的，問大姑：“為什么那么白？”大姑講：“洗白的”。然后我每隔一會都去舀水洗手，但無論怎樣洗，手仍是那樣的黑。

寒假快結束的時候，爺爺一行要回西安了，家人到窯頂去送行，小車開出的時候，我哇的一聲哭了，一直到小車早已駛出目光所及，仍在不停地抽泣。

爺爺走后，過了不長時間，爸爸再次去西安時，背回了一臺縫紉機，那是爺爺托人從漢中給家里購買的，直到今天四十多年過去了，那臺縫紉機仍擺放在老家窯洞里。在此之前，哥哥到10多里外的大王上高中的時，爺爺給家里購買了一輛紅旗牌自行車。雖然對待晚輩如此，爺爺自身卻是十分的節儉。大哥1975年工作后，到西安進修時講：“爺爺騎的那輛自行車，除了鈴不響，混身都響”“爺爺見不得一點浪費，每次吃飯都吃得十分干凈”。

再次見爺爺應該是上小學四年級或者剛上初中的時候，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去西安。晚上從風陵渡出發，去西安不到150公里的路程中，有差不多22個站，綠皮火車站站停，到達西安，已是第二天天亮時分。那是一個陰天，爺爺已去上班，爸爸帶我首先去了爺爺居住的粉巷77號，中午爺爺回來后，下午帶我和爸爸去了他位于北廣濟街的單位。穿著綠軍褲的爺爺帶著我和爸爸，從粉巷出發，穿過竹笆市，再往北廣濟街途中，爺爺邊走邊講，從爺爺的口里，我首次知道這條街的歷史，知道在城里要遵守“行人靠右走”。

那次去西安，是因為家人見我一直瘦小，擔心是小時候吞的銅錢影響。我們到了西安以后，爺爺帶著我到醫院一個科室、一個科室檢查，無論通過什么辦法，都沒有看到曾經懷疑的那個銅錢的蹤影（我印象中可能當時從來沒有吞下，而是扔到其它地方去了）。

隔天，仍是一個陰天，一早起來，一個人在粉巷附近的大街上轉，正盯著一串串美人蕉看，爺爺走過來，帶我去吃豆漿油條，那一次始知道原來城里的鹽是那樣的白細，不似家里那種大顆粒的運城池鹽。

在西安的那段時間，爺爺一有空就帶我到西安各地的轉。路過南大街道尚未開門的商場，透過玻璃看到里面擺放的似人樣的東西，爺爺告訴我那是模特；專程去了鐘樓，面對剛剛建成的郵電大樓，爺爺講：“這幢大樓，能住下我們全村的人”；中午穿過南門城墻門洞，沿著護城河坐著，看到不遠處，一個更小的門洞方向，有半段已腐朽的吊橋，似是之前的遺物，再過多年后，在西安上大學時，再也沒有看到過那半段吊橋；第一次吃牛奶雪糕、第一次排隊買菜……

第一次和爸爸看了沒有大象的西安動物園后，（70年代及之前，西安動物園沒有大象，這甚至成了我們當地人的口頭禪，西安動物園——沒象（沒門）），爺爺問我都看了什么動物，我講看了這，看了那，就是沒有看到大象，那晚爺孫倆圍繞動物園的話題談了好久。

自從上高中起，爺爺承擔我和哥哥的生活費。每個月，我們在各自的學校都會如期收到爺爺親筆書寫的匯款單，匯款總有“愛孫萬常進步”之類留言，我也會隔段時間給爺爺寫信，講講自己的學習情況。數年如一日，如期匯款并不是什么難事，但當我上大學后才知道，爺爺因為肺病，每年冬天有幾個月長住醫院，不能外出時，更能體會到爺爺始終堅持每月如期匯款的艱辛和對我的關愛。

大約是1984或者1985年暑假前后，爺爺回老家參加當地政府組織的活動，返回西安前住風陵渡第三招待所，那天有陳立功爺爺陪同，和爺爺聊了一段時間后，爺爺講：“你這個張凱的凱字寫錯了，右邊應該是一個幾字，不是一個反文字。”

爺爺原名薛新法，參加革命后，化名張凱，并一直延用。作為老爺（爺爺的爸爸）薛家兄弟三人唯一的孩子和傳人，子孫們也當然都姓薛，但現實生活中，姓薛的孫子，卻有一個姓張的親生爺爺，這事無論說起來還是聽起來都很奇怪，怪不得70年代后期姐姐到西安去看病，爺爺帶她到醫院的時候，干脆寫了一個“張妮”，省得和別人解釋。

和爺爺更多的密切接觸是1986年到西安讀大學后，辦完入學手讀，乘10路車，到達西門，進入城墻根下的大院門時，看守老大爺硬是不讓進，問是干什么的，我講：“我是張凱的孫子，剛從山西老家到西安上大學。”老大爺講：“我從來沒有見過張凱有這樣一個孫子。”費了半天口舌，老大爺才放行。

上大學及在西安工作的8年間，通過和爺爺的接觸，是自己學會了節儉、愛人、體諒，理解了奉獻和正確的人生觀。每個周末自磨豆漿，爺爺總是連同剩余的豆渣一起喝下，而這一點自幼農村長大的我卻難以做到。爺爺也曾手把手講給我，怎么樣拿刀可以把菜切得均勻不切手。那年在中心醫院，正在和爺爺一起吃飯，同病房的一位陜西師范大學的老講師路過又返回去了，爺爺講：“這位老講師很為別人著想，剛才他路過是去吐血，但是看到有人在，就忍住了”。多次到醫院，和那位病友接觸以后，他告訴爺爺和我：“學習英語就是要多聽多練，可以用錄音機把BBC、VOA每天半小時的語言節目錄下來，反復聽，持之以恒，就會大有進步。”

大學畢業之后，在西安就近工作，每周回西門，爺爺更喜歡談以前的事，尤其講剛剛進城時的事，但卻從沒有和我提及過解放前的事，有次回家，爺爺講：“我前段時間洗了一些照片，有幾張是最近的，還有幾張是剛進城時，10元錢購置了件皮大衣拍的，給你們每人留幾張”。

1994年8月7日，南下廣州不到4個月，晚上夢到與之前一位同事同時乘坐T154飛機，坐著坐著，飛機輪子掉了，突然驚醒。夢見的這位同事，在當年6月因T154失事。沒想到，天亮后到了辦公室，接到爺爺去世的噩耗。

爺爺是一個有著高尚情操的人，他總是為別人考慮的多，為自己考慮的少。雖然解放后工資不低，但是爺爺同時要照顧的家人卻很多，除了在西安的家人的生活外，爺爺還要照顧爸爸這個一直堅守在農村的長子、照顧居住老家的（爺爺的）叔叔、照顧過往眾多的戰友、同事和鄉鄰， “無論誰走上門，都不容易，能幫上忙的盡量幫。”爺爺常常這樣講。

爺爺一生儉樸，吃穿用度總是能省的盡量省，除了穿在外面的衣物看起來還算完整外，內衣總是縫了又縫、補了又補，姥（爺爺的長輩）在世時，經常講：“你爺爺每次下鄉，別人休息的時候，他都會去路邊、野外采些刺結草等野菜，回來做菜面”。

謹以此文紀念我的爺爺——抗日勁旅張凱支隊領導人張凱百年誕辰。

2021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