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是我國為世界低碳發展提供了經得起推敲的中國方案，在人類發展智慧寶庫中，中國貢獻又增加了，國際形象將隨之獲得大幅提升。

　　勢頭正在變好

　　記者：在很多人為中國經濟捏一把汗的情況下，您依然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保持著樂觀的態度。

　　厲以寧：是的。有人問我對當前經濟形勢怎么看？我認為，勢頭正在變好。我國經濟沒有什么大問題，不要聽信國外有些人說的“中國經濟遇到了這個困難、那個困難”。

　　經濟下滑的趨勢，正在破解過程中。我們主動進行體制、管理、科技、營銷方面的創新，實施經濟結構調整，改變發展方式，大力培養新的專業人才、熟練技工，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奏效。這種情況下，這兩年經濟增長還能拿出7%左右的成績單，來之不易。經濟肯定會逐步地穩定上來。

　　記者：您還提到，產業結構和發展理念的轉變支撐了您這種判斷。

　　厲以寧：首先，是觀念在變化。例如，現在談開放，和20年前一樣嗎？不一樣。20年前談開放，主要是引進外資，現在則是爭取國際上的聯系，實現互惠共贏。這樣，過剩的產能有去處，合作方也取得發展的機會。談發展，心態也平和了很多。為什么強調新常態？只要質量有保障，中高速的增長是可行的，遠比靠“攤大餅”式的、不計效果的投資的高速增長更為可取。

　　其次，產業結構優化成績顯著。我國第三產業的產值已經超過GDP的50%，這有重大意義的。很多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時期，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一般在60%至70%之間，甚至比70%還要高。我國現在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轉折點。

　　還有，創新的氣氛非常濃。幾年前，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過一篇不錯的文章，指出中國將來的前景不取決于GDP增速，也不取決于GDP規模的大小，而取決于年輕人在多大程度上走上創意、創業、創新之路。中關村創業大街上和北京大學學生們成立的咖啡館，每天都坐滿了人，都是附近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的大學生、研究生、年輕科研人員和民營企業家，他們在談什么？正是創意、創新、創業。和30年前美國的情況一樣，比爾·蓋茨、喬布斯等人當時都是在這樣的氣氛中逐漸成長起來的。

　　總之，這些可喜的變化，會推動中國經濟朝一個好的方向發展。

　　工業化尚未完成

　　記者：可是，中央提出經濟新常態后，去年又提出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我們還存在一些不得不正視的挑戰和問題。

　　厲以寧：我們的一個特殊情況是，工業化并未完成，仍要繼續推進。衡量一個大國工業化完成的標志是什么？通常指高端的制造業，特別是成套裝備的制造業，居于世界的領先地位。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距離。有些企業界的同志介紹說，在國內企業更換設備的時候，還是主要考慮選購德國、意大利還是美國、日本的產品，而不是考慮選購上海、哈爾濱還是天津、北京的產品。這說明，迄今為止，我們只是制造業大國，還沒有真正完成工業化。

　　記者：怎樣促進工業化的完成？

　　厲以寧：第一點，加快創新。創新才能夠支持我們不斷地走向高端的制造業，最終走向能夠提供成套裝備的制造業。

　　第二點，繼續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再加上傳統服務業，加強對就業的容納能力。

　　第三點，要大力培養人才，人才要迭代更新。創意、創業、創新，沒有一大批的技術人才、專業人才儲備和支持，是落不了地的。這些新人才的涌現，將會提供中國未來發展需要的人口紅利。

　　記者：您最近的研究和思考表明，這些努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成功施行的關鍵。

　　厲以寧：對正確理解和實施供給側改革是十分重要的。

　　？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發生了滯脹，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弄不懂這個問題，就請主流經濟學家，亦即所謂的后凱恩斯派經濟學家來解釋。

　　？他們說，美國經濟中存在著兩大壟斷力量。一股壟斷力量是工會。工會控制了工資水平，形成了工資剛性，工資只能漲不能跌，否則工人就罷工。另外一股壟斷力量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控制了價格，價格只能漲不能跌，如果跌了，就不賣了，不生產了。這樣一來，“滯漲”就出現了。

　　？有什么對策？這些經濟學家回答：有。既然工資和物價跟小孩玩“蛤蟆跳”的游戲（指一個小孩在地上趴著，另一個小孩從他背后跳過去；緊跟著，那一個跳過去的小孩趴著，剛才趴著的小孩又起來跳）一樣，那就一只手摁住工資，一只手摁住物價，這不就制止“工資上漲”和“物價上漲”的“跳背游戲”了嗎？

　　？尼克松于是采取了新經濟政策，工資供給以某年某月某日為準，不能再漲；價格以某年某月某日為準，也不能再漲。結果，效果微乎其微。

　　？工資能凍結嗎？工資凍結了，工人不干了，缺勞動力，企業主只有偷偷給工人加班費。物價能凍結嗎？哪種商品的價格凍結，哪種商品就不生產了，黑市交易、黑市買賣把相關產品價格炒得更離譜。

　　繼任的總統福特、卡特都沒有好辦法，直到里根時代，才在供給學派的幫助下找到答案：增加供給。增加供給靠什么？創新。有了創新，就有了新的供給；有了新的供給，市場就活躍了。所以，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終于擺脫滯脹。 

　　？我們強調，要供給側發力，要進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是根據中國經濟實際情況而作出的決策，這是完全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的布署。這是因為，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經濟調控以需求調控為主，著眼于解決近期問題。供給調控則屬于中長期問題，因為結構調整需要一段時間。這包括：其一，產業結構調整，該升級的升級，該淘汰的淘汰；其二，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區域要有分工，有層次，有配合，不搞盲目競爭；其三，技術結構調整，要有新的技術、尖端技術作保障。這些都屬于中長期調控。至少需要好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見效。

　　？這些年內需求調控的成效不顯著，原因在于病因沒有弄清楚，藥方不對頭，沒有意識到供給調控和需求調控是互動的，中長期和近期的調控應多有效結合。習近平同志先在2015年10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隨后又在10月15日G20會議上強調，供給端和需求端要協同發力，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低碳和發展缺一不可

　　記者：同時，我們看到，中國作為大國，和世界的聯動越來越密切，一舉一動都不得不進行國際考量。很顯然，經濟的調整也是如此。您提出了低碳經濟學的概念，請問，怎樣理解國際性的低碳趨勢對未來中國經濟格局所產生的影響？

　　厲以寧：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這個重要的報告，在報告里，對工業化進行了反思，認為環境污染會對人類未來造成威脅。從此以后，環境治理問題，受到全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生物學家，還有氣象學家的重視。

　　1992年，巴西召開的聯合國環境發展大會，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專家們感到，如果依照高能耗發展的模式走下去，不僅將來會遇到能源枯竭、環境破壞等挑戰，連人類的生存可能都有問題，所以明確提出要減少二氧化的排放，把控制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上升作為國際共同的義務和責任，政府要管這件事。

　　這說明，低碳發展，已成為人類不得不選擇的發展趨勢。面對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加劇、全球氣候變暖三大難題，世界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培育具備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征的低碳經濟。

　　中國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正是意識到了這一趨勢。而習近平同志去年先于聯合國發展峰會上倡議“探討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接著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表示，2030年左右，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向世界展現了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對于國際低碳發展共識，所具有的擔當意識。

　　記者：在您剛才的回答中，低碳和發展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低碳和發展是怎樣的關系，在低碳經濟的框架中具有怎樣的位置？

　　厲以寧：如何實現低碳？人們的第一反應是進行能源結構調整，減少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使用新能源與清潔能源。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造成世界經濟高碳特征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結構不合理。但這個觀點還不全面，也沒有充分考慮現實條件。低碳和發展，這兩個方面是不可或缺、相輔相成的。換言之，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低排放以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經濟低碳化互相補充但無法互相替代的兩個內涵。

　　全球能源互聯網利國利世

　　記者：您剛剛還提到，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之后不久，又代表中國對減緩全球氣候變化作出承諾，根據您的理解，這二者之間有沒有邏輯上的關聯？

　　厲以寧：全球能源互聯網，是緩解全球面臨嚴峻的碳減排壓力的可行性辦法。

　　緩解全球碳減排壓力，實現低碳發展，需要在降低化石能源消費的同時，迅速推動新的能源形式補位。在這方面，全球能源化聯網大有可為。首先，能夠通過遠距離輸電，實現能源資源最大范圍的優化分配；其次，可借助時差、季節等因素，實現全球不同地區清潔能源互補，最大程度地提高清潔能源在整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最后，無論從全球看還是從中國自身看，化石能源與能源消費中心都呈現逆向分配的特點，在化石能源相當長時間內還要擔當能源消費主力的情況下，全球能源互聯網可以通過連接能源基地和能源消費中心，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減少化石能源在原有運輸、分配過程中的浪費，實現化石能源最優利用。

　　記者：除了對碳減排的促進作用，全球能源互聯網還會給世界帶來哪些利好？

　　厲以寧：最直接的是，與之相關的新材料、能源大數據、電動汽車等諸多新興產業，都會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

　　此外，對南南合作、南北合作都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非洲、亞洲、南美洲的太陽能、風能等資源豐富的落后國家，將因此獲得經濟起飛的源動力。一方面，可以獲得充足的電力供應，有力保障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到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溢出效應，主要體現為電能輸出帶來的外匯收入。

　　最重要的是，還能夠減少能源價格波動往往對世界經濟巨大的干擾，為全球經濟提供更加廉價、平穩的動力支持。

　　記者：對中國而言，全球能源互聯網的戰略意義在哪里？

　　厲以寧：最大的好處是，我國為世界低碳發展提供了經得起推敲的中國方案，在人類發展智慧寶庫中，中國貢獻又增加了。國際形象將隨之獲得大幅度提升。

　　此外，全球能源互聯網是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最好策應。 “一帶一路”戰略的目的就是實現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減少碳減排、減緩氣候變化是最大的民心，全球能源互聯網是設施聯通的重要一步，能源傳輸暢通是貿易暢通的前提條件，跨國電網、洲際電網、全球電網互聯既不是一國的事情也不是一國能完成的事情，這為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提供了契機和平臺。

　　不僅如此，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來看，由于全球能源互聯網以大量的技術創新為支撐，集聚了一批新興產業，同時關聯著國民經濟發展動力供應方式的轉變，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