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中央電視臺CCTV4《魯健訪談》欄目專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歐美同學會會長、中科院院士丁仲禮。作為地質學家和氣候變化專家，丁仲禮在近半個小時的節目中解讀全球碳中和之路。他還直接回應了曾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單一事。

今年被稱作“碳中和元年”。這一過程將帶來哪些領域的深刻變革？全球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減排承諾如何兌現？人類能拯救地球嗎？丁仲禮就這些問題一一作了解答。

當被魯健問到“您現在還被列入美國的制裁名單，這段時間有沒有受什么影響時”，丁仲禮直言：“我反正也不去美國，很多年沒去了。我也沒有什么美元賬戶。”

丁仲禮透露，唯一一次受到影響是在一次個人公益捐贈中。作為國際科學組織——發展中國家科學院的院士，他曾向該組織捐過一筆錢，但這筆公益捐贈被美方截住了。

美英德等主要發達國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達到碳排放的高峰了，他們承諾本世紀中葉即2050年碳中和。丁仲禮認為，他們之所以很早達到高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把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往發展中國家轉移，就出現了其國內人均碳排放的下降。

但丁仲禮注意到，這種人均排放下降幅度不是很大，因為他們要支撐比較奢侈的生活。比如說美國，其絕對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還是很高的，要（在2050年）真正達到碳中和還是比較困難的。同時他還提出，碳中和主要是靠技術，技術有一個擴散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有一定優勢。

2020年9月，中國向世界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這遠遠短于發達國家承諾的時間，這個目標要怎么實現呢？

今年5月，中國科學院學部第七屆學術年會上，丁仲禮以《中國碳中和框架路線圖研究》為題，作了專題報道。他認為，對中國來說，碳中和是一場涉及廣泛領域的大變革，需要在能源結構、能源消費、人為固碳“三端發力”。

訪談中，丁仲禮再次就這此作出介紹。他說，能源結構方面要使用清潔能源，發電上要低碳發電或非碳發電；能源消費中也要多用電能、氫能源等代替煤碳、油氣等；固碳的潛力則主要靠生態建設。

2009年，192個國家就全球變暖問題召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作為中國代表團科學顧問，丁仲禮對世界各國人均累計碳排放和碳排放配額開展系統研究，率先提出“以人均歷史累計排放為基礎，分配碳排放權”的中國方案，打破了西方國家對國際碳排放話語權的壟斷。

丁仲禮梳理了1930年到2019年期間，多個國家人均碳排放量的變化情況。從1930年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人均累計碳排放量也是全球第一；而中國的人均累計碳排放，遠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也小于全球平均。

丁仲禮認為，一些發達國家宣稱中國是“第一排放國家”“污染大國”，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中國人口最多，談碳排放不考慮人均和歷史，就是“耍流氓”。

應對氣候變化挑戰，需要各國攜手推進溫室氣體減排。然而，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一些發達國家頻頻“毀約”。丁仲禮指出，協定中“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發達國家要在資金與技術上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持”等減排承諾沒有得到落實，西方一些國家就是在“放空炮”，甚至反而在技術上頻頻設限。

丁仲禮強調，減排上，即使西方國家“放空炮”，中國還是要做，其好處就是徹底解決我們大氣污染的問題。因為中國是從國家發展的層面，從積極的角度、機會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非像西方一樣純粹從政治的角度。“我學地質的，煤炭、石油都是很好的資源，燒掉是可惜的。這些原料子子孫孫還要用的，所以中國還是要做的。”他說。

作為地質學家、氣候變化專家，丁仲禮曾歷時20多年，帶領團隊踏遍黃土高原，成功建立了中國黃土高原260萬年以來的集成氣候記錄曲線，被寫入國際地質學權威文獻《國際地質年表》。多年出野外的經歷，也讓他對大自然、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訪談中，回應魯健“地球需要拯救嗎？”的問題時，他表示人類想要拯救地球，“從地質學家的角度來聽，確實覺得有一點狂妄”，人類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為了拯救人類自己。

丁仲禮對周光召先生說過的“一代人要做好一代人的事”記憶深刻。他說，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一窮二白，后來錢學森先生、華羅庚先生等歸國一代建起中國的學科體系，周光召先生這一代又造出很多國之重器，“希望我們這代人能把中國的學術水平向世界看齊，未來去超越”。

身為科學家，如今的丁仲禮，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同時，還擔任民盟中央主席、歐美同學會會長，他一直關注著教育、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人才培養。

“你這一生中最看重的想要做好的事情是什么？”面對魯健的提問，丁仲禮說：“不管我在什么崗位上，一定要把眼前的事做好。”

來源：能源電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