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2020年，我國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您看來，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我國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王毅：我國當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經濟社會處于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仍存在強耦合關系，走向碳中和面臨很大挑戰。實現安全、穩定、均衡和包容的轉型，需要我們在長期戰略框架下，提出明確的短中長期目標指標、優先事項、差別化分類轉型步驟、時間表及配套措施，特別是有序退煤、可再生能源替代、清潔能源汽車占比等階段性結構指標，同時需要更完善的治理結構和統籌協調能力，爭取更大共識，推動全方位創新，促進協同增效，降低轉型風險和成本。

　　從技術方面看，當前全球正處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能源革命浪潮中，太陽能、風能及儲能等單一技術的成本持續、快速下降。從中遠期看，低碳、零碳技術的成本將會進一步下降。與此同時，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也為綠色低碳增長提供了新的場景。隨著數字、信息及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飛速發展，與之匹配的能源技術和系統也要淘汰傳統的化石燃料，迅速轉向更清潔、更安全、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以及零碳汽車、零碳建筑和零碳產業。

　　我國獨特的制度和市場優勢也將為深度減排提供強有力的外部保障。這一方面需要我們集中優勢資源，在產業轉型升級、技術研發應用、資金保障方面給予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促進各方達成共識，為市場和企業釋放明確穩定的中長期政策信號，形成低碳零碳發展趨勢和利益格局。

　　記者：能源燃燒是我國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占全部二氧化碳排放的88%左右。您認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將如何促進我國能源安全水平提升？

　　王毅：2019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72.6%，天然氣對外依存度42.1%，煤炭進口量也占到全球煤炭進口總量的21%。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削弱了我國的能源安全。

　　要實現碳中和愿景，轉變發展方式和低碳結構性變革是核心，減少碳排放是關鍵，增加自然生態系統碳匯及采用負排放技術是重要補充。同時，不斷削減化石能源消費也是持續改善空氣質量的保障。

　　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有賴于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構建、替代和支撐，將有效減少我國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并產生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多元化能源供應網絡，逐步轉向和筑牢低碳能源的新安全格局，從而提升國家能源安全總體水平。這需要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互動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創新和修正路徑。

　　記者：“十四五”期間，您對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有什么建議？

　　王毅：能源結構低碳化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路徑。“十四五”期間，能源消費側應大幅提升終端用能電氣化水平，以電氣化、高效化、智能化為導向，推動工業、建筑、交通部門能源利用方式升級。能源供給側要探索構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供應體系的技術路徑和系統解決方案，加快推動消納、儲能、智能電網、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系統的技術研發與應用，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可再生能源混合用地政策等保障機制，積極探索“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和消費模式，與扶貧開發、農業生產、生態修復、綠氫制造等有機結合，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落地提供支持。

　　記者：您認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還將對哪些行業產生較大的影響？

　　王毅：我國推動實現碳中和目標，是全面綠色轉型和發展方式變革，影響是全方位、全過程的。各部門和地方都應該采取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在頂層設計框架下，科學制訂轉型時間表、路線圖和優先序。轉型過程可能是痛苦和艱難的，但從長遠看，我們將創造未來的競爭優勢。可以預見，隨著改革和轉型的深入，燃料費用可能會降低、運維費用減少，并催生新產業、新動能、新模式，同時綠色經濟領域的就業機會將進一步增加，如燃料電池生產、可再生能源、零碳建筑（包括既有建筑改造）、低碳服務（如共享出行）及智慧能源等領域，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