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電量下滑的背后
是疫情對電力產業鏈的沖擊
資本市場對于經濟波動的嗅覺最為靈敏,反映也最為直觀。
從疫情防控手段實施初始,三大指數大幅低開,滬深兩市紅盤個股僅百余只,其中能源板塊各大股指全線飄綠,漲幅均超過-9%,新能源的漲跌值超過-138。在一月下旬就有不少聲音呼吁,適當延長光伏電站并網申報期限,以及2020年競價和平價項目的申報時間節點。
事實上,市場出現恐慌情緒未必全無道理。本次疫情除了對于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形成明顯沖擊外,更為嚴重的,是產業鏈波及效應產生的連帶反應。
“目前我們最大的困難是供應鏈沒有恢復。很多項目沒有辦法如期申報并網,企業的業績將直接受到影響。”光伏企業從業者告訴記者,由于復產復工延遲、用工緊張、物流中斷,光伏產業整體產能利用率已經出現明顯下滑。人工、原輔料、折舊、運營等一系列成本的大幅上升,嚴重拖緩新能源平價上網進程。
“上游供應鏈吃緊,進而對下游市場產生的抑制作用,將會導致2020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減少近5吉瓦。”眼下,我國在近幾年大力扶植和培育的戰略型產業,正在經受著國內外兩個市場的嚴峻考驗。
作為全球最大的光伏組件出口國,上游制造端的產能下滑已導致大量海外訂單交付延遲,進而波及到印度及多個亞太國家的并網進程。印度工業商會則在近期表示,“進口零部件的短缺將成為‘印度制造’的機會,印度將借此打造一個強大而有競爭力的國內光伏制造業。”
盡管也有業內人士對于產業走勢給出了較為樂觀的分析,認為“疫情對于新能源產業鏈的影響僅局限于短期波動,隨著國內新能源政策的逐步落地,海外訂單的逐步回暖,新能源產業仍有望維持全年高景氣狀態。”但全國總體用電負荷下降引發棄電率陡增的情況引起了產業內所有人的警惕。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副理事長王勃華透露,“由于國家大型工礦企業停產停工,1月,某技術領跑者項目的棄電比例高達50%,2月的情況還在加劇,甚至在前幾天限電率達到100%。山東、山西、安徽、云南、青海等多個地區都陸續出現了高比例棄電的情況。”
顯然,與產業鏈的小幅波動相比,電力行業還面臨更大的威脅——用電負荷作為電力經濟鏈條中最為重要的核心環節,每出現一次細小的波動,都挑動著產業鏈上所有企業的神經。
由于工廠停工或延遲復工,線下零售實體閉門謝客,發電、電網企業的主營收入必將出現大幅下滑。對于身處電力產業鏈下游,且中小型企業更為集中的售電領域,由于自身業務鏈條較短、業務類型更為集中,已經有部分市場主體挺不過與黑天鵝的周旋而黯然離場。
“本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年,但是突發疫情中斷了售電交易。沒有電量就沒有盈利,幸虧國家出臺了偏差免考核制度,要不罰款都能罰破產。”售電領域專業人士告訴記者,“現在售電領域的行業分化和集中度越來越明顯。有電網或發電背景的售電公司目前都能正常運轉,更多是擔心代理的外貿出口企業受到疫情影響減少用電量,只要做好偏差考核,還有后續繼續開拓新客戶能力,一般受影響不大。但是對于部分以社會資本為主,抗風險能力更為薄弱的中小型售電公司,一方面需要面對70%左右的電量下滑,另一方面還要面臨著人工、房租等日常成本的大筆開銷,現金流不保,撐不過疫情結束,有些售電公司已經選擇退出了。”
在需求側明顯削弱的背景下,1月份,全國五大發電集團發電量同比下降5.85%,2月份單日發電量較去年同期最大下滑40%,日均煤耗創近四年新低。在工業重鎮廣東,部分電廠的發電量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在經濟活躍的長三角地區,浙江電網全停電廠基本沒有實現復役;在能源基地集中的西北地區,也出現了98%的電廠實行單機運行的情況。預計在3月,復工進度及疫情管控對發電量的影響還會持續。
突發的新冠疫情打亂了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節奏,對經濟增長形成了強大的短期沖擊,對能源消費和電力產業的影響不容回避。“用電縮減,保供有余,開機不足,過剩加劇,業績轉差”,這一業內資深人士作出的20字判斷,與年初“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保持4%~5%”的預期形成明顯反差。
從近期來看,對于全社會用電量貢獻率近7成的第二產業而言,紡織、電力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受疫情影響,用電量已出現大幅滑坡,有色、鋼鐵等高載能行業受到物流中斷等影響,呈現供需兩端受挫局面,給本已進入下行通道的電力消費雪上加霜。
從遠期觀察,在零售、旅游、餐飲、住宿等業態更為集中的第三產業,盡管疫情結束后有望實現快速復蘇,甚至某些領域還可能出現恢復后的“報復性反彈”,但由于產業鏈的傳導和波動,疫情對于第三產業的影響也將進一步在第一、二產業顯現,尤其是通過需求、消費逐步波及制造業,導致用電量增長逐步承壓,電力消費增速將出現環比下降。
更為嚴峻的是,原本由于貿易摩擦及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已經在推進中的生產及供應基地外遷,可能由于此次疫情的暴發而加速,一旦跨國企業實施供應鏈分散的舉措,不僅會影響到我國中長期對外出口貿易,還會大幅抑制加工制造業的用電負荷,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負荷損失,導致全社會用電量進一步承壓下挫。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電力“先行官”不僅要與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作抗爭,還要肩負起更重的社會責任。在國家出臺一系列金融、財稅、復工、穩崗等救助政策后,電力企業及時跟進了多重舉措幫扶中小企業共度難關。
客觀來說,這些舉措都將有利于扶植實體經濟快速復蘇、保障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但對電力企業而言,卻意味著更加嚴峻的市場環境,和實實在在的付出。
近年來我國電力行業的政策對于電力企業而言可謂“利好不多利空多”,特別在電價政策上,政府、市場雙管齊下——2019年,在實現2018年一般工業電價降10%的基礎上再降10%,年均降低企業用電成本846億元,兩輪共降低各類用戶用電成本超2000億元;同時,通過電力市場化交易電量達到2.83萬億千瓦時,占比全社會用電量近40%,度電平均讓利近0.04元/千瓦時,其中煤電的市場化率近60%,而全國火電平均利用小時數已從2011年5305小時下降至2019年的4293小時,整個電力行業,特別是火電板塊出現大面積虧損。在日趨嚴苛的市場環境中,從發電側到電網側紛紛壓減投資,其中電網投資在2019年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
可以預見的是,經此一疫,我國發電領域去產能的進程將會提速,一批落后產能加速淘汰退出,馬太效應進一步顯現——具有成本優勢的大容量機組和基地型煤電一體化項目將會殺出重圍,傳統粗放型發展模式的能源電力企業將會面臨更大壓力;同時在電網側和新能源發電技術領域也會催生和涌現出一批綜合能源、大數據、智能應用等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新業態,“線上+線下”并舉將替代傳統生產經營運維模式,科技創新將為行業集聚新的動能。
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目前我國仍處于三期疊加階段,外部環境依然多變,內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國家將繼續堅持推行“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并采取多種措施降低疫情對營商環境帶來的影響,持續降低全社會,特別是中小企業用能成本。
大疫當前,降低自身盈利,甚至是以短期虧損來換得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是央企履行社會責任的應有之義。但對于具有公共事業和企業雙重身份的電力企業而言,完成好國資委年度經營指標考核,并實現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同樣也是客觀需要。面對政策“硬約束”和“保負荷”的新常態,電力行業又是否能以“兩全之策”,在促進電力消費增長和貢獻社會責任的最大公約數中贏得更多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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