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作為國民經濟的命脈，是現代產業的動力“心臟”，被譽為經濟發展的“先行官”。

　　縱觀我國電力建設的投資發展歷程，呈現以下六大主要特征：從投資領域看，傳統的水電煤電曾長期在我國電力投資中占據支配地位，風光等新能源投資后來居上，電網投資近年維持高位，我國火水風光等主要電源的裝機規模及電網規模均在世界上獨占鰲頭;從投資規模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電力建設投資規模基本保持穩步增長態勢，到2016年達到頂峰后，2017~2019最近三年出現持續放緩態勢;從投資結構來看，我國電力建設投資以往長期存在的“重發輕送”情況在近十年有了較大轉變，電網投資在2009年首次超過電源投資，隨后四年又被電源投資超過，到2014年第二次反超電源投資后再沒有出現被反轉情況，且二者間差距呈現拉大態勢;從投資主體來看，電網和核電投資幾乎完全被央企或地方國企壟斷，火電與水電投資中央企和地方國企占絕對主導地位，民企和外資企業投資所占份額較少，新能源投資基本處于國企和民企平分天下格局;從投資前景來看，火電受節能減排影響近年投資基本處于受限狀態，水電穩中有進,但大規模發展的高峰期已過，核電在中斷一段時間后重啟并得到一定政策傾斜，風光等可再生能源投資因受補貼退出影響導致黃金期漸退，受“新基建”驅動，特高壓、充電樁、綜合能源將在今后幾年掀起新一輪投資熱潮;從投資綜合效益來看，受電價下調和發電利用小時下降等因素影響，煤電贏利空間進一步壓縮，其他電力的贏利水平穩中有降，電網尤其是特高壓利用效率有待提升，電力投資的高收益時代一去不返，電力投資的邊際效益呈現遞減態勢。

　　總的來看，電力行業因與人們生活生產和國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加上其“發輸配售”四個環節在產業鏈上具有較強自然壟斷性、高度相互協調性、高沉淀成本性以及政府市場準入限制性等因素影響，國有資本在電力投資領域長期占主導支配地位，社會資本參與度總體不高，電力市場化經營程度較低。特別是2002年國家電力體制改革實行廠網分家后，不計成本與不顧效益地“跑馬圈地”成為各電力巨頭的首要任務，煤、水等傳統電力項目迎來投資“大躍進”，到2015年初國家“限火令”出臺后，煤電投資遭當頭棒喝，水電可開發資源殆盡，各電力投資商又把目光瞄準風光等新能源項目，新能源裝機出現突飛猛進增長，后隨著特高壓大規模投資建設和電網升級改造力度日益加大，電網投資成為電力投資的主力軍。

　　這些年電力“大手筆”投資徹底摘掉了我國缺電“帽子”，產業結構也得到明顯的好轉，但由于長期過度開發和無序競爭，也留下明顯的“后遺癥”，如電力結構仍有待優化、源網與輸配建設存在脫節、電力供需矛盾仍存、部分產能出現過剩、企業負債率過高、資產利用率降低等問題，也一直為社會所詬病。粗獷式電力投資模式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拉動成長，但長期來看浪費了大量有限資源，并不利于我國電力持續健康發展。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電力行業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資源要素高效利用、科學技術創新進步、體制機制創新轉變等日益成為電力投資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構建清潔經濟、綠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電力產業體系勢在必行，傳統的要素驅動、規模驅動、經驗驅動等電力投資模式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社會和經濟問題。

　　“后疫情時代”將給電力投資業務帶來新變化

　　新冠疫情勢必帶來電力行業投資的分化與變局，既是一場嚴峻考驗，催生出市場的“大洗牌”;又孕育著新的機會，拉動著產業的大變革。

　　電力投資將駛入快車道。從需求側來看，新冠疫情對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和出口帶來較大沖擊，而投資只會短期推遲但并不會受到太大的抑制，特別是疫情過后出于逆周期調節的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必然加大投資力度以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央在今年3月初提出“新基建”七大領域中，直接涉及到電力行業有特高壓和充電樁，另外5G、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及物聯網等也與電力有著一定的關聯，加上傳統的電源和電網投資，電力投資經過連續三年遞減后，未來五年將呈現快速反彈，駛入發展快車道。

　　新業態投資將倍受青睞。從業務創新來看，新冠疫情對我國電力供應的穩定安全高效及應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疫情過后，以新技術、新模式為主要特征的新業態新產業將成為電力投資新沃土，隨著5G、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電力領域，智慧電力、智能電網、電力高端裝備制造、氫能、儲能、分布式能源與微電網以及集綠色、高效、智慧等于一體的綜合能源當仁不讓成為電力投資創新的重要方向，新業態下的電力產業升級將是“十四五”最強勁投資風口。

　　可再生能源前景更看好。新冠疫情將抑制電力需求增長，導致火電、水電、核電、可再生能源等間競爭加劇。短期看，受油煤氣價格下降利好、以及新能源補貼全面退坡等因素影響，可再生能源首次與傳統電力競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其受到的沖擊比傳統電力要大些;但從長期看，隨著智能電網建成后對新能源消納能力提高，加上新技術帶來新能源發電利用率提高，可再生能源平準化成本水平將處于化石燃料邊際成本的范圍內，還有國家節能減排力度不斷加大，預計未來可再生能源發展空間更廣闊、前景更樂觀。

　　投資轉型之路任重道遠。從供給側結構性來看，新冠疫情后將迎來更好的改革時機。一方面，短期內將會加大電力供過于求、利用小時持續下降的趨勢，帶來電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投資風險不斷增加、投資收益日漸下降等挑戰，這將難以避免地增加電力投資轉型的難度與壓力;另一方面，隨著電力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以前粗放型投資模式已進入“死胡同”，如何結合自身稟賦和戰略調整，加快投資轉型步伐，努力打造一體化的綜合能源供應商、數字化的能源服務商和平臺化的能源運營管理商，在產業轉型中跑出“加速度”，將是未來電力發展方向。

　　電力國際化呈兩極分化。從“走出去”戰略來看，新冠疫情將進一步加大以美國為首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加快國際貿易摩擦背景下的全球產業鏈重構：一方面隨著全球疫情的不斷加劇，全球經濟衰退將無法規避，尤其是中美之間相互爭斗日趨激烈，雙方“脫鉤”裂痕愈加明顯，電力在歐美市場上的投資準入條件日趨苛刻，跨國并購及全球化進程受到巨大考驗;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抗疫，顯示出國際責任和大國擔當，將大幅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地位，有利于加強我國與一些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在電力領域的進一步投資合作。

　　“十四五”時期我國電力投資業務價值鏈轉換

　　當前，我國電力行業正處于調結構、轉方式、換動力的關鍵階段，同時，新冠疫情將不可避免對全球及我國電力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產生巨大沖擊，后疫情時代全球電力行業有可能進入大變革、大重組、大調整時期，“十四五”電力投資業務價值鏈也必然會進行著深度調整與重塑，如果能夠抓住這次調整機遇，化危為機，將有利于推動我國電力行業向全球電力價值鏈高端攀升，并在全球電力價值鏈分工角色由“重要參與者”向“引領者”邁進。

　　從項目開發為主到投并共進。以前，我國電力項目開發主要是新建、自主開發為主，大多采取綠地投資模式，按照“投建營”一體化運作方式，投資方式比較單一，投資渠道相對固定，投資回報期相對較長。隨著國內電力市場逐步飽和，資本市場不斷完善，今后電力行業應順應國內外未來能源領域發展潮流，通過并購重組整合上下游資源，避免重復建設，淘汰落后產能，優化資源配置，調整資產結構，提升核心競爭力，讓電力行業由“一條腿”單行到“兩只腳”跑步，實現更好更穩更快的發展。

　　從規模擴張型到質量效益型。以前，我國電力投資把追求增長速度當作首要任務，都想奔著行業老大這個“香饃饃”而去，過分倚重于生產要素量的大量投入(資金、資源、勞動)，以便能快速地擴大裝機水平與生產規模，這種粗放型發展方式具有“兩高兩低”的缺點，即資源消耗較高、成本費用較高、投資回報較低、經濟效益較低。今后，電力投資發展要轉向依靠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借助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升、資源利用率提高來實現投資與業務增長方式的轉變，這種集約型發展方式最大優點是能夠憑借較小的資源投入和付出、實現更高的產出效益。

　　從外延型驅動到內涵型驅動。隨著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紅利、市場改革紅利、政策傾斜紅利、全球化紅利的衰減，我國“低成本時代”將一去不復返，電力“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衰退，這意味著以前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政策優惠等外延型驅動的電力投資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面對電力投資全壽命周期成本上升和電價下調的大勢，電力投資需要找準產業結構優化、人力資本形成、管理精細化、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結合點，強化對投資增長的溢出作用，走內涵型驅動發展的路子。

　　從電力生產大國到技術強國。經過70余年奮斗，我國已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單一的水電、火電二元電力發展到核電、風電、光伏、生物質發電等多門類電力并存、全國電網互聯互通的電力體系，在電力裝機、發電量、電網電壓等級等方面都達到世界第一，是當之無愧的電力大國。但我國在電力核心技術、關鍵設備及重要材料上仍存在著嚴重依賴進口的短板，三代核電、新能源等領域關鍵技術仍是以引進消化吸收為主，燃氣輪機及高溫材料技術裝備等技術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需要各方面加大電力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投入，啃下“硬骨頭”，縮小我國同發達國家在電力前沿技術和原創性技術上的差距。

　　從國內投資為主到內外并舉。我國電力企業的投資重心仍在國內，境外投資還“微不足道”，如境外電力裝機達到1000萬千瓦的僅有華能和三峽集團兩家。而且從中企聯發布的2019年中國跨國公司100大跨國指數來看，上榜的8家電力央企平均跨國指數僅為10.25%，明顯低于上榜的央企平均跨國指數14.06%，而國外先進電力企業跨國指數大多在50%以上，可見電力國際化之路依舊漫長。因此，加快國際優先戰略，到境外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電力投資合作，推動“中國技術+中國標準+中國設備+中國管理”的全電力產業鏈“走出去”是當務之急。

　　“十四五”時期電力投資業務發展的新思考

　　從國家的發展戰略部署來看，我國將在今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圓滿收官，從“十四五”規劃開始，我國將進入到“建設現代化強國”新發展階段。電力投資今后的基本任務和總體目標是：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三階段”戰略部署，全面推進我國電力清潔低碳轉型，全力打造安全高效電力供應保障體系，全方位推動電力工業高質量發展，為最終實現現代化強國提供堅實的電力支撐和動力保障。

　　這要求電力投資再也不能走以前那種搶資源、拼財力、鋪攤子的粗放型發展“老路”，而是要勇敢地告別過去，穿新鞋、走新路，秉承新發展理念，堅持可持續和集約化的思想，實現電力投資的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

　　既要加大投資，更要綠色投資。每當我國經濟出現重大波動，投資都發揮著“壓艙石”作用，這次新冠疫情也是一樣，因為“新基建”中數字基建占支柱，涵蓋信息網、交通網、能源網三大框架，而特高壓、充電樁是能源網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信息網和交通網也與電力建設投資密不可分。由此可見，電力在這次“穩投資”的重要性再度凸顯，一大波電力項目已經在路上，不少地方甚至借此機會把一些產能過剩、有悖于節能減排政策的項目再度激活重啟，這是有違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電力投資要切實避免引起新一輪“跑馬圈地”，擺脫“病急亂投醫”、“撿到籃子都是菜”的做法，重點圍繞“新基建”作好“大文章”：

　　一是重要電源投資，包括水火等傳統電力技術改造升級、潔凈煤發電示范項目投資建設、大型核電投資建設、新能源投資建設(如風光生氫等)等;二是輸配電網投資，即“互聯網+”智慧能源，包括智能電網、特高壓、綜合能源服務、充電樁、蓄能等;三是電力高端裝備制造投資，如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特大型水電機組、先進核電機組、重型燃氣輪機、重要可再生能源裝備、“人造太陽”研發、特高壓輸電成套設備及核心零部件與芯片、電力新材料及其應用配套設施等電力技術“短板”領域投資。一言以蔽之，電力投資一定要把清潔、綠色、低碳開發放在首位，全力打造綠色電力，綠色既是地球本色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

　　既要回歸本源，更要社會責任。電力投資一方面要堅守歸初心、聚焦主業、回歸本源，跳出過分迷思“資本運作”的怪圈，把推動電力主營業務發展和重大帶動項目開發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提高電力供給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優化資產結構和資源配置，圍繞產業鏈打造價值鏈、創新鏈，加大同質化、區域化業務整合，做大核心產業，做優主導產業，做強優勢產業，補齊業務短板，筑牢技術基礎，夯實發展根基，實現產業結構再升級、大提升。

　　另一方面要強化責任擔當、歷史使命，全面履行好社會責任：要發揮電力項目在扶貧上的引領帶動作用，變“輸血”為“造血”，達到“建設一個電站，帶動一方經濟，改善一片環境，富裕一方百姓”投資效果;要打造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電力，加快推動電力清潔低碳轉型，帶頭做好節能減排，加快推動再電氣化進程，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要切實發揮好電力的社會公用屬性，積極踐行“人民電業為人民”的宗旨，全力做好電力供應和電力保障，為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堅強的“動力源泉”;要熱心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堅持“電力項目建設到哪里、慈善公益就伸延到哪里”的公益理念，主動為當地群眾排憂解難，積極開展獻愛心、送溫暖活動，全面構建和諧社會。

　　既要質量提升，更要價值引領。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法寶”，但越是困難時期，越要注重投資質量，堅持以質取勝、堅守效益優先。電力投資再也不能走以前那種“只求規模越大、不求回報有無”的老路，再也不能因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而造成新的電力產能過剩、企業債務攀升和生存困難加劇，這樣的“學費”已繳得夠多夠貴了。要結合電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千方百計擴大有效投資，深挖需求潛力，盡可能避免無效低效投資，把投資的重點和方向放在促進電力可持續發展、推動電力產業轉型升級、提高電力供給質量、彌補電力發展短板上，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要結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加快電力領域改革與開放步伐，打破行業和地域壟斷，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更多的電力領域，撬動民間資金對電力投資的積極性、主動性，借助市場化機制和民營資本效率的優勢，提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率;要注意把握好電力建設的速度與力度之間平衡，堅持速度、結構、質量三者的相互統一，切實擺脫投資的“路徑依賴”，注重好長中短、新老舊、高精尖項目的合理搭配與優化組合，在確保質量效益優先的前期下，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和適當的增長速度，最大限度發揮出電力投資的價值引領作用。

　　既要國內統籌，更要全球視野。電力投資要以最大限度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為前提，結合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編制的總要求，既要統籌好電力投資專項規劃的研究編制，堅持規劃引領，做到規劃先行，科學把握投資重點和方向，強化電源與電網、輸電與配電、中央與地方間投資有機銜接，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思路，不斷優化電力產業投資布局;又要統籌好電力投資建設實施，合理安排好年度計劃和重大項目的投資節點，保證投資項目又好又快推進，不斷提高電力投資的安全性、經濟性和效益性;還要統籌好電力投資的產業政策，結合電力市場化改革和電力市場監管的要求，完善電力市場化交易機制，破解棄水棄風棄光困局，切實解決制約電力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矛盾和深層次問題。

　　要結合國家“走出去”戰略需要，積極踐行國際優先投資戰略，發揮在技術、資金、人才、市場、設備、開發等方面的專業優勢，加強境外電力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電力市場的投資布局，加大與周邊國家電力合作與互聯互通，通過投資拉動中國電力裝備、中國電力技術、中國電力標準全方位“走出去”，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主動參與世界分工體系，更好服務于國家全球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

　　既要突出效益，更要防控風險。投資要自始若一地秉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原則，時刻圍著效益轉，并將其貫穿投資活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環節，不能獲得回報的投資無異于飲鴆止渴，將會帶來無窮的隱患和巨大的負作用。同時，由于電力項目具有公益性、社會性的特點，電力投資還要注意把握好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間的平衡，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只有實現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才是真正意義上投資成功。

　　另一方面，電力投資更要注意防范好風險，因為投資風險無時無處不在，且具有不間斷的持續性，就像這次新冠疫情一樣，“灰犀牛”、“黑天鵝”總是難以預料的，而投資風險也被稱為是企業最大風險，一旦投資不慎出現失誤，極有可能導致人們常說的“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后果。因此，在電力投資過程中必須練就“安全駕駛”的本領，牢牢把握住“安全總閘門”，構建嚴密的“防火墻”，全面提升風險防范意識，超前做好風險防范預案，構建完善的風險預警、評估、處理、轉移機制，牢固樹立風險底線思維和安全紅線意識，在安全生產、生態環境、社會穩定等方面時刻保持警鐘長鳴，盡可能將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最大限度地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確保投資安全。

　　本文刊載于《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20年5期，作者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投資有限公司總經濟師